佛教经典主要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又称为“三藏”。“经”是释迦牟尼宣讲的教义，“律”是释迦牟尼为弟子所订的日常行为规范，“论”是由佛弟子们阐述理论的著作。《大藏经》在古代称为“一切经”，是将印度、西域传译到中土的大小乘经、律、论及中华撰述的各类佛经章疏、各类佛教论著、各类佛教史籍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
在雕版印刷未曾发明的汉至隋唐时代，一切经都靠手写流传，因此写经之风大盛，出现了以抄经为生的行业。据统计，自陈朝武帝下令抄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止(即557~661)，皇室和民间写经多达八百多藏，二百余万卷，惜现存已微乎其微。到九世纪，才有佛典单经的刻本，现存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阶所刻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较早又首尾完整的成熟雕印品。
——华岩佛教博物馆馆藏《大藏经》
由于佛经翻译数量渐增，中华撰著的佛籍也有了积累，东晋以后则产生了许多著录佛教典籍的佛籍目录。随着佛籍目录的发达，各地开始依据一些佛籍目录整理汇集佛经，形成互不统一的《大藏经》。
“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佛教首先创用的。在印度佛教中，人们常见的与大藏经同义的用语是集合经藏、律藏、论藏而说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础上，增立杂藏(如大众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犊子部)而说“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萨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杂集藏、禁咒藏(如大众部中的一说部)而说“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说“二藏”(声闻藏、菩萨藏)，或“八藏”(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见《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的。
——华岩佛教博物馆馆藏《大藏经》
不过，在当时及以后的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大藏经”一词并没有被佛教学者所广泛使用。从考据学的观点来看，东汉至隋代用来指称“大藏经”的，乃是“藏经”、“众经”、“一切经”，只是从五代开始，特别是自北宋以后，“大藏经”一词见于典册的次数日益增多，呈现出逐渐取代“众经”、“一切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术语。这可从五代时后周行□的《大藏经音疏》、北宋文胜的《大藏经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著作的题名中得到印证。随着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藏经”后来也成为朝鲜、日本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
入宋以后，崇尚佛教，曾“手写《金刚经》，常自读诵”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弘扬佛法，扩大佛经的流布，于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宫廷的内侍)张从信到印刷业较为发达的益州(四川成都)，以《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为基准，并以千字文标写帙号，雕造了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世称《开宝藏》，以此为标志，汉文《大藏经》步入了刻本时代。
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众多，自北宋初年《开宝藏》雕印以来，迄目前为止，在我国和高丽(韩国)、日本雕印(或排印)的汉文《大藏经》约有四十种。但这只是一个概数，因为要确切地说出历代藏经的版次是十分困难的。其中的原因有：古代的一些版本，大多在流传过程中散失，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仅数部而已。而在《大藏经》雕印的同时，佛经的单行本也在雕印，今存的一些带有千字文帙号和题记的刻本佛经，既可能是历史上某种《大藏经》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是据某种《大藏经》翻刻的单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