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四川水利开发史上，大朗和尚（1615－1685）以僧人之身，承大禹治水之志，凭一己苦行凿堰引水，润泽三县数万顷良田，不仅是禅宗临济一脉的重要僧人，更堪称济世利民的“水利专家”。其事迹载于文献、刻于碑石，至今仍为蜀地百姓所感念。
大朗和尚俗名杨今玺，渝州（今重庆）人，明崇祯朝举人。明亡后，痛感时艰，于阆中天峰寺削发为僧，法脉源自禅宗临济宗，是明末清初大书法家、高僧破山海明的再传弟子，禅学修养深厚。出家后，他遍历蜀地名刹，先后驻锡什邡慧堂、梁山双桂堂、大邑兴化寺、眉州清池寺、成都圆通寺，清顺治年间移锡双流三圣寺，也正是在此地，他开启了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水利工程。
彼时的四川，历经明末清初战乱，“千里无烟，狐兔夜嚎”，人口锐减，农业凋敝。双流县城以西、杨柳河与金马河之间，跨双流、新津、温江三县的区域，虽有高田数万顷，却因“田高水低，无渠堰灌溉”，常年受旱灾困扰。乾隆年间刘沅所著《大朗堰记》（现存于双流地方文献）中，对当时民生惨状有清晰记述：“旱则赤地千里，禾苗尽槁，民饥相食者，岁有所闻”，正是这样的绝境，让身居佛门的大朗和尚“观之恻然，遂发弘愿，欲导水以济斯民”。
起初，大朗和尚寄望于官府之力。《大朗堰记》载：“和尚初谒郡县吏，言开渠利，吏以兵燹后，帑藏虚，民力困，谢不能。” 顺治年间，四川局势未稳，临时省会尚在川北保宁，地方官员自顾不暇，修堰之事屡屡搁置。无奈之下，大朗和尚“乃弃官念，持钵行乞，以募其资”，化身苦行僧，踏上化缘修堰之路。
他头戴斗笠、脚蹬草鞋，背负化缘簿与踏勘草图，足迹遍布三县数百里。每至一户，便“稽首而言曰：‘今三县之田，旱则无收，民将饿死。若开渠引水，可永免此患，愿施主助之。’”（《敕封静惠禅师祠堂记》，清顾复初撰）。与众不同的是，他拒收钱财谷米，只求百姓在化缘簿上签名，写下“好善乐施”四字，以表支持；遇有不愿支持者，便“坐其门，不食不饮，至三四日，其人感而从之”（《大朗堰记》）。数年苦行，他集齐数千百姓签名的“乐施册”，也绘就了详尽的渠堰图纸。
顺治十七年（1660年），大朗和尚邀温江、新津（时双流与新津合并）县官至三圣寺，“出乐施册示之，册中签名者逾万，县官叹曰：‘此非僧之私愿，乃民之心也！’”（《礼部谨奏为遵旨覆奏事》，光绪朝档案）。官府终被打动，出面调配民工、征集物资、监督施工。施工期间，大朗和尚在金花桥畔结茅而居，“日至工地，慰劳民工，夜则织草鞋，每夜必六双，门贴偈语：‘莫谓前途蜀道艰，踏破千山与万山。贫僧别无相助力，草鞋无价任君穿’”（《大朗堰记》），民工见之，无不感奋，工程遂顺利推进。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堰渠告成。此堰自温江刘家濠上游引水，穿双流境，至新津入河，“开支渠二十有奇，灌田数万顷，旱则引灌，涝则泄水，三县之田，悉为沃野”（《敕封静惠禅师祠堂记》）。百姓感念其德，名之“大朗堰”，又称“大朗河”“大朗溪”。清代学者顾复初在文中盛赞：“夫蜀中水利始于太守李冰，以大朗较之，固不相侔，顾其功效著于三邑，惠泽溢于百年，亦可云溥矣”，将其与李冰治水相提并论，足见其功绩之重。
大朗和尚的事迹，不仅载于文献，更刻于碑石，流传后世。其中，新都龙藏寺（今新都宝光寺附属寺院，清代为蜀地重要禅宗道场）所立《大朗禅师功德碑》，是记载其生平与功绩的重要实物证据。该碑为清康熙年间龙藏寺住持与地方士民共立，碑文中除记述大朗和尚的禅门传承（“破山大师再传，临济正宗”）外，更详述其修堰始末：“禅师驻锡双流，见三县田旱，乃持钵募化，历数年而成大朗堰，灌田数万顷，民赖以安。寺众感其德，勒石以记”，碑末还刻有地方官员与士绅的题名，佐证了事迹的真实性。此碑虽历经风雨，部分字迹磨损，但核心内容仍清晰可辨，现为新都地方文物保护单位，是研究大朗和尚的重要史料。
大朗和尚圆寂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但其功绩并未随时间消逝。雍正年间，朝廷感念其水利之功，首次敕封其为“静惠禅师”；光绪年间，士民再为其请封，《礼部谨奏为遵旨覆奏事》中称其“以僧身行民事，凿堰济民，功在地方，宜加褒奖”，进一步肯定其贡献。而大朗堰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是都江堰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供水、生态”多重效益兼具，持续造福蜀地百姓。
从举子到僧人，从禅者到水利专家，大朗和尚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用苦行与智慧在四川水利史上写下了独特篇章。其事迹，因《大朗堰记》《敕封静惠禅师祠堂记》等文献而传世，因龙藏寺《大朗禅师功德碑》而永存，更因大朗堰的汩汩流水，成为蜀地百姓心中永不褪色的“济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