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的战火撕开华北大地后，华东、华北相继沦陷，数百万难民背着行囊、牵着妻儿，沿着崎岖山路往西南后方逃亡。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后，周边城镇人满为患，吃饭、住房成了压在国民政府心头的难题。而距重庆主城120公里的金佛山，不仅有15万亩待垦荒地、年均15℃的温润气候——适合种粮种药，更因是历史悠久的燃灯古佛道场，承载着佛教文化传承的使命，自然成了安置难民、支援前线与守护信仰的“后方堡垒”。
刘雨若，原名正泽，是南川县城西街怀园人 。他自幼命运坎坷，幼年丧母，被父亲的好友抚养长大。虽体质孱弱，但他意志坚定，十二岁便前往重庆联合中学求学，之后又进入广益中学。十六岁时，刘雨若前往上海游学，先后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金陵大学农科。1921年，他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转至俄克拉荷马大学，最终获得农学学士学位 。回国后，他满怀经世济民的抱负，渴望振兴家乡。1928年，受卢作孚邀请，刘雨若参与北碚建设，担任西部科学院农林研究所主任，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但他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乡的金佛山——既念及这里的土地潜力，也深知燃灯古佛道场的文化分量。1932年八月，刘雨若率四十余人的考察团深入金佛山，不仅勘察垦殖条件，也走访了金佛寺、凤凰寺、古佛洞等寺庙，将见闻写成《金佛山游记》，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垦殖兴邦、文化存续”的期待。1938年，刘雨若受命主持金佛山垦殖工作，成了连接垦区建设与佛教文化守护的关键人物。
1938年春，国民政府出台《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将金佛山纳入全国13个重点移垦区。同年9月，“金佛山移垦区”在三泉镇正式挂牌，兼具垦殖技术与佛教情怀的居士刘雨若被任命为主任。为让垦区快速运转，政府第一时间拨付5000元开办费与5万元事业费，用于搭建难民住房、采购犁铧、锄头这类农具；更推出“八大助垦政策”：难民不仅能住免费房屋，还能享受3年免租税的优待，缺钱买种子的家庭，还能申请低息贷款。农林部特意派来技术员，带着“川农3号”高产稻种，手把手教难民改良种植技术；有人还编印了《黄常山种植手册》，详细标注播种、施肥、采收的时间节点，为后来药材种植打下基础。到了1940年，交通部又修通了三泉镇到南川县城的公路，原本靠人力扛、骡马驮的粮食和药材，终于能通过汽车更快运往前线。
这年年底，刘雨若已带着团队把金佛山划分为农作、药材、森林等九个功能区，盖起50间土坯房，还挖了两条灌溉渠引山泉水浇地。1939年2月，首批1500名难民从重庆、涪陵等地赶来。当年秋天，3万亩荒地迎来首次丰收，共收100万斤粮食，其中30万斤被装上卡车送往前线，成了金佛山支援抗战的第一份“军粮”。
金佛山难民劳作的身影与寺庙的飞檐相映，成了战乱中难得的安宁图景，让战时逃难的人们真切感受到金佛山“垦殖养家、信仰养心”的独特氛围。
1939年9月，蒋介石与宋美龄专程乘车前往南川视察。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三泉镇，两人先在垦区办公室听刘雨若汇报，当听到“难民每月能领30斤口粮，年底还能再上缴30万斤军粮”时，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垦民勤勉，军需有望”的字句。随后去农作区查看时，他看到难民们弯腰割稻，沿途挖煤运煤的繁华景象。而宋美龄则去了垦区的临时医疗点，看望避难的居民。蒋介石还在南川县做了一次演讲报告，叮嘱南川明年一定要扩大黄常山种植——那时前线不少战士被疟疾折磨，这种药材正是治疗疟疾的关键，他的嘱托，也成了后来金佛山成为抗疟药材基地的重要推动力量。
金佛山的垦殖与文化守护能并行推进，核心离不开太虚大师对燃灯古佛道场的牵挂，也离不开李子宽、陈真如（陈铭枢）两位居士先后深入山间的考察与助力。作为近代佛教革新的领军人物，太虚大师早已知晓金佛山是燃灯古佛道场，认为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更能在战乱中成为抚慰人心的精神依托。1938年10月，刘雨若给重庆的太虚大师写信，既汇报垦区进展，也提及金佛寺、凤凰寺，皆因年久失修，又逢战乱，殿宇倾颓、僧人寥落，难承道场之责，恳请佛教界支援。太虚大师见信后十分重视，当即决定派得力人手分赴金佛山考察。
李子宽是最先前往的。1939年冬，这位早年投身新闻业、曾任上海《大公报》经理的佛教居士，带着太虚大师的嘱托，和汉藏教理院部分师生，踏上金佛山考察的路。他在《金佛山考察记》中写道：“自三泉镇入山，山路崎岖，积雪未消，行三小时方至金佛寺。寺门半掩，院内荒草过膝，大雄宝殿屋顶破洞漏雨。在金佛山住了几天，系统考察了金佛山凤凰寺等佛教古迹，回去给太虚大师提出重建金佛山信仰的动议。
次年春，陈真如（陈铭枢）与又信法师等，也抵达金佛山。这位曾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名将，此时更以佛教居士的身份，深入山间考察。他的《金佛山纪行》详细记录了在金佛寺的所见所闻。居金佛寺考察期间，陈真如特意去了凤凰寺，见到古寺萧条，数名僧人艰苦守护。凤凰寺地势平坦，空间开阔，他提议将金佛寺搬迁到这里，打造成一流佛教道场的思路。为后续寺庙修缮与布局埋下伏笔。
两人的考察报告让太虚大师更清晰地掌握了金佛山寺庙的困境，随即敲定支援方案：派法舫法师主持金佛寺事务，优先修缮；同时募集善款，为凤凰寺修补急需的资金。1939年4月，法舫法师——这位曾主编《海潮音》、赴东南亚弘法的太虚大师弟子，带着2000元善款，以及重庆各大寺庙捐赠的法器、经书，抵达金佛山，安排心恺法师住持金佛山工作。心恺法师到任后，开始配合国家建设文化旅游胜地，安置难民系列举措，深得社会各界
1940年，中国佛教会南川分会在南川普泽寺正式成立，又信法师被推举为会长，刘雨若任副会长。组织金佛寺、凤凰寺僧人参与垦区的水渠修建、药材采收，甚至在金佛寺的黄常山种植季，指导垦民辨别药材品质。
遵照蒋介石的嘱托，金佛山在1941年大幅扩大黄常山种植面积，从原本的200亩扩到2000亩。刘雨若调了500名有种植经验的垦民负责管理，金佛寺僧人也主动帮忙——他们常年生活在山中，对雨水、温度变化更敏感，常提前提醒垦民防范霜冻、暴雨。这年采收的5万斤黄常山，全部送到重庆制药厂提炼成药剂，占当时全国抗疟药材产量的三成，救了不少前线战士的命。
1942年，“金佛山移垦区”改名为“金佛山垦殖实验区”，划归农林部直接管理。截至1942年底，金佛山共安置了7200名难民，开垦荒地14.5万亩，年产粮食800万斤，成了川东地区有名的“战时粮仓”“药材基地”，更成了战乱中守护佛教文化、慰藉人心的“信仰高地”。
抗战那些年，金佛山的泥土里埋着垦荒的汗水，燃灯古佛道场的钟声里藏着济世的温暖。蒋介石的视察定下了军需支援的重点，太虚大师的牵挂点燃了道场守护的火种，李子宽、陈真如的考察为佛教助力指明了方向，法舫法师、又信法师与垦民的携手，让“垦殖兴邦、佛心济世”的故事落地生根。这片山不仅撑起了上千人的生计，更守护了一方信仰，那段历史，也成了抗战岁月里兼具力量与温度的珍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