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名言，精准地勾勒出殷商时代国家生活的核心轮廓。在那个遥远的历史时期，祭祀与战争犹如两条紧密交织的主线，贯穿于整个社会的运转，而祭祀背后所蕴含的信仰体系，更是殷商文明的精神基石。殷墟甲骨文，作为殷商时期独一无二的文字载体，犹如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殷商信仰世界的大门。这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古老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精神信仰的生动映照。通过对甲骨文卜辞的深度剖析，我们得以跨越三千多年的时光，深入探究殷商时期人们的信仰体系，感受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尊崇以及信仰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深刻塑造。
一、殷商信仰中的神灵体系
（一）上帝崇拜
在殷商信仰的宏大架构中，上帝无疑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被视为宇宙万物和人间诸事的终极主宰。甲骨卜辞中关于上帝的记载，宛如繁星点点，照亮了我们对殷商宗教信仰的认知之路。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指出：“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从卜辞中可知，上帝拥有掌控自然气象的超凡权能。诸如“帝令雨”（《甲骨文合集》10139）、“帝令风”“帝令雷”“帝令雹”等卜辞，清晰而直观地表明上帝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以农业为命脉的殷商社会，这些自然气象直接关乎农作物的生长荣枯，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上帝在人们心中，不仅是自然力量的象征，更是农业丰收的关键保障。商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常常亲自率领臣民举行盛大而庄重的祭祀仪式，虔诚地向上帝祈求风调雨顺，希望上帝能慷慨降下甘霖，滋润大地，确保农作物茁壮成长，收获丰硕的果实。
同时，上帝的权威还延伸至人世间的祸福吉凶与奖惩赏罚。“帝若王”（《合集》14191）、“帝肇王疾”（《合集》14222）等卜辞，深刻地体现出上帝对商王以及人间事务的深度干预。商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国家的重大决策，都被认为与上帝的意志息息相关。若商王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期许，得到上帝的“应允”（若），则国家将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反之，若触怒上帝，招致上帝的不满，商王就可能遭受疾病的侵袭，国家也将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这种观念使得商王对上帝充满敬畏，在处理国家事务时，常常通过占卜等方式，试图揣摩上帝的旨意，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外，上帝在战争领域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那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商王在出征前，必定会举行隆重的占卜仪式，虔诚地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负。“伐舌方帝授佑”（《合集》6474）、“伐下危帝受佑”（《合集》6512）等卜辞，生动地展现出商王将战争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上帝的庇佑。他们坚信，只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与加持，才能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克敌制胜，实现开疆拓土、巩固政权的宏伟目标。
（二）自然神崇拜
除了至高无上的上帝，殷商时期的人们还对众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自然神顶礼膜拜。甲骨卜辞中，关于河神、山神、日神、月神、星辰等自然神的祭祀记录俯拾皆是，这些珍贵的记载犹如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尊崇，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河神在殷商的自然神崇拜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河流，作为生命之源，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灌溉水源，滋养着肥沃的农田，确保农作物的茁壮成长，还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文化的交流。因此，人们对河神充满了敬畏之情，将其视为守护生命与繁荣的重要神灵。卜辞中，有许多向河神祈求降雨、消除水患的记载。例如，“贞：燎于河，求年”（《合集》10075），此卜辞清晰地表明，人们通过焚烧祭品的隆重方式祭祀河神，满怀虔诚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如“贞：河害我年”（《合集》10117），短短几字，却深刻表达了人们对河神的敬畏与担忧，担心河神一旦发怒，降下灾祸，将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存。
日神同样是殷商时期备受尊崇的重要自然神。太阳，作为万物生长的能量源泉，其东升西落带来了昼夜交替，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了必要的光照和热量。因此，人们对太阳充满了感恩与崇拜之情。“宾日”“出日”“观日”“出入日”等卜辞，充分反映出殷商时期人们对太阳的高度重视和独特的祭祀仪式。“宾日”，是指在日出时分举行庄重的祭祀仪式，以最诚挚的敬意迎接太阳的升起，象征着对新一天的美好期许；“出日”和“入日”则分别是在日出和日落时进行祭祀，表达人们对太阳一天辛勤“劳作”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太阳能够日复一日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与温暖的祈愿。通过这些祭祀活动，人们希望获得太阳的庇佑，确保农作物在充足的光照下茁壮成长，同时也祈求太阳能够永远保持其稳定的运行，为人间带来永恒的和平与繁荣。
（三）祖先神崇拜
殷商时代的祖先神崇拜之风盛行，祖先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甲骨文中，关于商王朝高祖、先王先妣的记载浩如烟海，每一条卜辞都承载着后人对祖先的深深敬仰与无尽缅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高祖如“高祖夒”“高祖王亥”“高祖河”等，在殷人心目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赋予了影响风雨、掌控农业生产等神奇的超自然能力。卜辞中常见“贞：夒害年”（《合集》10171）、“贞：王亥害年”（《合集》10173）等记载，这些文字生动地反映出人们对高祖的敬畏与依赖，他们时刻担心高祖的意志会左右农作物的收成，因此在面对自然灾害或农业生产的困境时，常常会向这些高祖祈祷，祈求他们显灵，降下甘霖，驱散灾害，保佑庄稼丰收。
先王从大乙（商汤）开始，上甲、三报（报乙、报丙、报丁）、二示（示壬、示癸）等都被视为先王，他们与大乙及其后的先王一同受到隆重的祭祀。周祭制度作为殷商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对这些先王的祭祀逐渐发展而来的。在周祭中，人们按照严格的顺序和周期，对不同的先王先妣在特定的日期进行祭祀，形成了一套严密而有序的祀谱。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殷商时期人们对祖先的尊崇和追思，更强化了家族血缘关系在信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纽带。
除了先王，先妣在殷商的祖先神崇拜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她们作为先王的配偶，同样被后人敬仰和祭祀。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祭祀先妣的记载，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对先妣的缅怀，更是对家族血脉传承的重视。例如，在一些重要的祭祀仪式中，人们会同时祭祀先王和先妣，祈求他们共同庇佑家族的繁荣昌盛、子孙的平安幸福。
二、祭祀仪式与信仰实践
（一）祭名与祭仪
甲骨文中记载的祭名丰富多样，数量众多，据不同学者的研究统计，祭名数量从几十种到近三百种不等。陈梦家先生在1936年发表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中，提及祭名39种；岛邦男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研究》一书中，涉及的祭名大约为240个；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9年）提到的祭名，大约为279种 。这些琳琅满目的祭名，犹如一部部神秘的宗教仪式指南，反映出殷商祭祀仪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一种祭名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祭祀目的、仪式流程和文化内涵。
祭仪方面，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孙诒让在1904年所作的《契文举例》中，便涉及到祭祀的内容，对祭祀仪式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罗振玉在1915年的《殷虚书契考释》中，也对祭祀相关内容予以关注；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则对殷商时代和周代的祭祀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们理解殷商祭祀仪式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张秉权先生在1978年发表的《殷代祭祀与巫术》一文，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祭祀对象、祭祀种类、牺牲、场所等方面，为我们勾勒出了殷商时代祭祀卜辞中的祭祀制度的清晰轮廓。
殷商时期的祭祀仪式包括对祭祀对象、祭祀种类、牺牲、场所等多方面的严格规定。祭祀对象涵盖了上帝、自然神、祖先神等众多神灵；祭祀种类丰富多样，每种祭名对应着独特的祭祀方式；牺牲的种类有牛、羊、猪、犬等，根据祭祀的重要程度和对象的不同，牺牲的数量和规格也有所区别。例如，在祭祀祖先神时，可能会根据祖先的辈分和功绩，选用不同数量和种类的牺牲；祭祀场所则可能在宗庙、特定的祭坛等地，这些场所往往被视为神圣之地，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
（二）祭祀规律
董作宾先生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中，首次发现了殷商时代祭祀卜辞中的“周祭”制度，这一重大发现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殷商祭祀研究的道路。自《殷历谱》问世之后，董作宾先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祭祀方面的文章，并对《殷历谱》中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如1950年发表的《甲骨学五十年·论殷代礼制之新旧两派》、1954年的《〈殷历谱〉的自我检讨》等。
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也对“周祭”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侧重于“周祭”祀谱的编排研究，为我们理解周祭制度的运行机制提供了详细的解读。岛邦男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研究》中，以“周祭”为核心，对商代祭祀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将商代祭祀分为以先王先妣为主的内祭和以自然神、高祖神及旧臣神为主的外祭两大类，这种分类方式为我们系统地认识殷商祭祀体系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许进雄先生在1968年出版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一书，对殷商时代“周祭”制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该书成为研究殷商“周祭”制度的重要经典著作。常玉芝先生在1987年出版的《商代周祭制度》，堪称殷商时代周祭制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对周祭制度的起源、发展、具体内容、祭祀顺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为我们深入了解殷商祭祀文化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
周祭制度是以先王先妣为祭祀对象，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周期进行祭祀的制度。在周祭中，对不同的先王先妣在相应的日期进行祭祀，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祀谱。这种祭祀规律的形成，与殷商时期的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密切相关。内祭主要是对祖先神的祭祀，体现了家族血缘关系在信仰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强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传承了家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外祭则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和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通过祭祀自然神和其他神灵，祈求自然的和谐与安宁，获得神灵的庇佑和恩赐。祭祀规律的存在，使得殷商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序进行，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强化了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
三、信仰对殷商社会的影响
（一）政治统治
殷商统治阶级巧妙地借助神灵崇拜，为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寻求神圣的合法性依据，并以此来控制整个国家的运行。商王作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与神灵建立起了紧密而神秘的联系，声称自己的权力是由上帝授予的，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这种君权神授的观念，使得商王的统治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为其行使权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信仰保障。
在面对重大决策，如战争、迁都、立嗣等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问题时，商王会通过占卜这一神圣的仪式来获取神灵的旨意。占卜过程由专业的贞人主持，他们通过观察龟甲兽骨上的裂纹来解读神灵的启示，并将结果传达给商王。商王则根据占卜的结果来做出决策，这种借助神灵意志进行政治决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民众对商王的统治产生了敬畏和服从心理。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商王的决策是遵循神灵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违抗商王的决策就等同于违抗神灵，会招致灾祸。
同时，对祖先神的祭祀也在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共同祭祀祖先，统治阶级成员强化了家族血缘纽带，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祭祀仪式中，家族成员共同参与，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追思。这种共同的祭祀活动，不仅加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传承了家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得统治阶级内部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
（二）社会生活
殷商时期的信仰犹如一股无形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农业生产中，信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是殷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农作物的生长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人们通过祭祀自然神和祖先神，祈求风调雨顺、丰收富足。在播种、灌溉、收获等关键的农业生产环节，都会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例如，在播种前，人们会祭祀土地神和祖先神，祈求他们保佑种子顺利发芽、茁壮成长；在干旱时，会祭祀河神、雨神等，祈求降雨；在收获后，会举行丰收祭祀，感恩神灵的恩赐。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寄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行为和心理状态，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会因各种琐事进行占卜，如出行、疾病、生育等。出行前，人们会占卜选择吉日，以确保旅途平安；生病时，会占卜病因和治疗方法，寻求神灵的庇佑和指引；生育时，会占卜胎儿的性别和吉凶，期待新生命的健康降临。这些占卜活动反映了人们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对神灵的依赖，成为他们应对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祭祀活动也是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合。在祭祀仪式中，人们按照身份和辈分有序排列，共同参与祭祀活动，这不仅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祭祀仪式中所遵循的礼仪规范、所使用的祭祀器具和祭品等，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成为了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祭祀时所使用的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工艺精湛，而且上面的纹饰和铭文都蕴含着深刻的宗教、历史和文化信息，成为了研究殷商文化的重要史料。
四、结论
殷墟甲骨文卜辞犹如一座蕴藏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为我们展现了殷商时期丰富多彩、独特而神秘的信仰世界。而信仰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对甲骨文卜辞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殷商时期的历史文化，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为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然而，我们对殷商信仰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于某些祭名和祭祀仪式的具体含义和流程，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和准确。甲骨文中部分文字尚未被完全破译，如“□”“○”等符号化卜辞，其背后是否关联特殊信仰场景（如原始巫术与祭祀的融合），仍需更多考古发现与文字学突破来印证。再如，关于“帝”与“祖”的权力边界，卜辞中虽有“帝降祸”“祖作祟”的区分，但“帝是否干预宗族内部事务”“祖先神能否向上帝转达祈求”等问题，目前仅能通过“贞：告于祖乙，求帝佑”（《合集》1655）这类间接卜辞推测，缺乏更直接的文字证据支撑。
此外，对于信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影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商王与贵族阶层的信仰实践，如“王贞：燎于河，十牛”（《合集》10084）反映的王室祭祀规格，但普通民众的信仰活动在甲骨文中记载极少——仅能从“贞：众有灾”（《合集》58）这类涉及民众福祉的卜辞间接推断，其是否有独立的祭祀对象、简化的祭仪流程，仍是待解之谜。而信仰与手工业、商业的关联，如“贞：工于母庚”（《合集》2967）中“工”与“母庚”的信仰联系，究竟是工匠群体对特定先妣的崇拜，还是王室对手工业生产的宗教管控，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对于殷商信仰与周边地区信仰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研究还相对薄弱。甲骨文中提及的“舌方”“土方”等方国，是否与殷商存在信仰交融？如卜辞“贞：伐舌方，告于上甲”（《合集》6139），商王伐舌方前告祭上甲，是否意味着方国信仰中也存在类似“祖先护佑战争”的观念？此外，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琮崇拜”、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所体现的信仰元素，与殷商“上帝-祖先”体系是否存在传承或借鉴，仍需结合跨区域考古材料与甲骨文卜辞的对比研究来推进。
未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信我们对殷商信仰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深入。一方面，殷墟新出土甲骨（如2023年殷墟商王陵区M1046墓出土的刻辞牛胛骨）可能携带未被发现的信仰信息，为补充神灵体系、完善祭祀流程提供新证据；另一方面，科技手段的应用（如甲骨文颜料成分分析、卜骨烧灼痕迹的微痕检测）可帮助还原祭祀场景细节，判断不同祭仪的宗教功能差异。同时，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如结合人类学中的“原始宗教理论”分析殷商“自然神崇拜”的起源，借助社会学中的“权力结构理论”解读“祭祀与统治”的关系——将为殷商信仰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殷墟甲骨文卜辞所承载的殷商信仰，是中华文明早期精神世界的重要缩影。它不仅展现了三千多年前人们对宇宙、生命的思考，更塑造了后世“敬天法祖”的文化传统，对周代“天命观”、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挖掘甲骨文卜辞中的信仰内涵，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中华文明精神根脉的探寻——它让我们得以在古老文字中，触摸先民的信仰温度，理解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慎终追远”理念的源头，为当代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