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钱树：汉晋西南的神树信仰 —— 道坚法师

摇钱树的学术研究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单一器物考证逐步拓展至多学科综合解读，核心可分为四类文献，完整呈现了研究脉络与核心观点：

作为研究的核心基石，这类文献系统公布出土信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手数据。

• 《四川文物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首次集中收录绵阳何家山、彭山双江等重要摇钱树墓葬报告，详细记录器物尺寸、纹饰、出土环境，是早期资料整理的标杆。

• 《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重点梳理乐山麻浩、彭山江口崖墓出土的摇钱树，首次详细描述佛教元素与摇钱树的结合实例，为信仰转变研究提供关键证据。

• 《云南考古报告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补充云南昭通、大理等地遗存资料，完善了摇钱树的地域分布图谱，填补了西南边疆研究的空白。

从多学科视角切入，构建摇钱树研究的核心框架。

• 孙华《摇钱树信仰考》（《文物》2004年第6期）：提出“摇钱树是古蜀神树信仰与汉代西王母信仰结合产物”的核心观点，奠定了信仰内涵研究的基础范式。

• 霍巍《西南地区汉晋摇钱树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量化分析189例遗存，建立“早、中、晚”三期分期标准，厘清其与西南丝路的传播关系，是权威性综合研究成果，同时首次统计了含佛教元素的摇钱树遗存数量。

• 李零《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从“器物与信仰”关系切入，解读“财富与升仙符号”的融合机制，还原汉代民间精神世界。

聚焦摇钱树与佛教的关联，是近年研究热点，其中对含佛教元素摇钱树的统计与分析是核心内容。

• 张勋燎、白彬《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文物》2001年第1期）：系统整理西南地区汉晋时期含佛教元素的摇钱树遗存，共统计出12例，包括乐山麻浩1号崖墓摇钱树、彭山江口汉墓摇钱树等，提出“佛教沿西南丝路传入后，先与本土神树信仰结合”的观点，是最早系统统计该类遗存的文献。

• 陈悦新《汉晋摇钱树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4期）：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补充新出土资料，将含佛教元素的摇钱树遗存数量更新至17例，涵盖四川乐山、彭山、郫县、云南昭通、贵州清镇等地，详细分析每例遗存的佛教元素（坐佛、飞天、佛塔等）特征，梳理“西王母主导→佛道并存→佛教主导”的信仰转变过程，是该领域最全面的专题研究。

• 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考古》1982年第6期）：虽以日本佛兽镜为研究对象，但首次提及四川乐山、彭山等地摇钱树上的坐佛形象，开启了摇钱树与佛教关系研究的先河。

• 袁曙光《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初步研究》（《文物》1990年第4期）：统计四川境内含佛教元素的摇钱树共9例，重点分析了佛像的造型风格与佛教传播路径，认为早期摇钱树上的佛像受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经西南丝路传入巴蜀。

从比较文化角度拓展研究维度。

• [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对比摇钱树与汉代画像石的西王母形象及佛教元素，分析民间信仰的多元载体表达。

• [日]冈村秀典《汉代的画像与墓葬：超越"画像石"的思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探讨摇钱树与日本弥生时代器物的关联，同时关注含佛教元素摇钱树的传播，揭示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

摇钱树的存在有明确时间边界，主要流行于东汉早期至三国晚期，西晋时彻底消失，存续约200年。这一时段与西南地区尤其是巴蜀的社会经济繁荣期高度重合——东汉成都平原农业、商业发达，货币经济为“财富神化”提供土壤；三国战乱与西晋政权更迭，则导致其信仰体系崩解。

早期（东汉早期）数量稀少，集中于成都平原，属信仰萌发阶段；中期至晚期为鼎盛期，数量激增且分布扩展；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因社会动荡，数量锐减、工艺下降，最终在西晋退出丧葬体系。

目前考古学界公认的摇钱树及相关遗存共189例，涵盖完整器物、残损构件（树干、枝叶）及独立树座。受青铜锈蚀、墓葬盗扰影响，完整器物罕见，多为残件修复。四川博物院藏彭山双江摇钱树、绵阳市博物馆藏何家山2号崖墓摇钱树，是现存最早、最完好的代表。

地域上，四川出土量占全国50%以上，绵阳因出土5株完整摇钱树及30余件树座，被誉为“神树之乡”，其何家山198厘米高摇钱树，是国内已知最高大、纹饰最精美的实例。

摇钱树呈“中心-辐射”分布，以四川盆地为绝对核心，涵盖重庆、云南、贵州等地。这一区域是古蜀文明延续地，三星堆青铜神树的“通天神木”功能，被学界认为是摇钱树的文化雏形，体现古蜀“神树崇拜”的传承。

四川境内，成都平原与绵阳为两大密集点：成都作为东汉益州治所，大中型墓葬多出土摇钱树；绵阳地处蜀道咽喉，是摇钱树制作与传播枢纽，出土器物工艺、纹饰最丰富。重庆巫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也以“西王母+铜钱”为核心，与成都平原风格一脉相承。

从核心区向外，摇钱树沿西南丝绸之路、蜀道向西北扩散，在陕西（勉县、城固）、甘肃、青海有少量发现。边缘区域的摇钱树数量少、纹饰简化，多保留铜钱、瑞兽等核心元素，反映文化传播的“递减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秦岭以北中原地区几乎无摇钱树出土，这与中原丧葬“重礼器、轻神异”的传统相关——中原汉墓以陶楼、陶仓模拟现世生活，而摇钱树的“升仙+财富”神异信仰，是西南地域文化的独特产物，印证了蜀道与西南丝路的文化纽带作用。

摇钱树的纹饰体系构建了“世俗-仙界-宇宙”的完整象征世界，核心分三类元素：

• 西王母：纹饰绝对核心，多居于顶层或中心，头戴华冠、端坐龙虎座/华盖下，两侧伴仙人、瑞兽。汉代信仰中，西王母掌管不死药，是升仙终极接引者，直接点明摇钱树“助灵魂登仙”功能。

• 天之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布于树枝节点或树座边缘，代表四方与四季，既是灵魂守护者，也象征仙界路径。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上朱雀、下玄武”，形成宇宙空间格局。

• 璧与天梯：玉璧象征“天门”，寓意灵魂经玉璧入仙界；部分树干、枝叶刻阶梯状“登仙天梯”，与西王母形成“接引-攀登”闭环。

• 铜钱纹饰：标志性元素，以五铢钱、莽钱为原型，外缘细线象征“钱芒四射”，整树铜钱可达三四百枚。“外圆内方”暗合“天圆地方”，将世俗财富与宇宙秩序连接。

• 生活场景：部分摇钱树刻骑马狩猎、歌舞、杂技等图案，如广汉三水镇摇钱树的歌舞人物，既是墓主生前生活写照，也寄托其在仙界享安乐的愿望，诠释“事死如事生”。

• 动物意象：仙鹿、玉兔因关联西王母不死药成“长生符号”，凤鸟作为仙界使者，引导灵魂升仙。

树座纹饰承载宏大宇宙想象，如达州三里坪汉墓“洪荒摇钱树座”，以山形为基，刻巨浪、巨蛇、仙鹿与人物，再现远古洪荒，暗示灵魂穿越混沌入永恒世界。树干分层对应“人间-仙界”，从世俗纹饰到顶层西王母，形成清晰“升仙路径图”。

截至2024年5月，据霍巍、陈悦新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整合，全国已发现明确含佛教元素的青铜摇钱树（含残件）共17例，均分布于西南地区，具体地域与器物特征如下：

• 四川（14例）：是该类遗存的核心分布区，包括乐山麻浩1号崖墓摇钱树（树干刻坐佛）、彭山江口汉墓摇钱树（枝叶刻飞天）、郫县宋家林三国墓摇钱树（全器佛教造像+“佛”字铭文）、绵阳何家山3号墓摇钱树（树座刻佛塔）、广汉三水镇摇钱树（树枝刻胁侍菩萨）等，涵盖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元素类型最丰富（坐佛、飞天、佛塔、菩萨）。

• 云南（2例）：昭通桂家院子汉墓摇钱树（树座刻佛塔纹）、大理下关汉墓摇钱树（枝叶刻简化坐佛），均为东汉晚期遗存，佛教元素较四川更简化，体现文化传播的“边缘适应”特征。

• 贵州（1例）：清镇平坝汉墓摇钱树残件（刻有坐佛形象），为东汉晚期遗存，是目前贵州唯一发现的含佛教元素摇钱树，印证西南地区信仰传播的整体性。

东汉早中期摇钱树，信仰体系以西王母为核心，形成“西王母+天梯+瑞兽”固定叙事，此阶段尚未出现佛教元素。西王母居最尊贵位置，周围仙人、玉兔等元素，均服务于“西王母接引升仙”叙事，反映汉代民间对“长生升仙”的单一追求。

此时摇钱树是西王母信仰的“物化载体”，核心意义为墓主提供“登仙凭证”——神树成为人间与仙界的通道，灵魂沿树攀登，在西王母接引下获永生，信仰纯源于本土民间神仙思想。

东汉晚期，佛教沿西南丝路传入巴蜀，摇钱树信仰出现“本土+外来”融合，表现为佛教元素与西王母并存，这一阶段的含佛教元素摇钱树占总数的60%（10/17例）。

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摇钱树最具代表性：树干中部刻坐佛（结跏趺坐、双手结印，通高约5厘米，具备“高肉髻、右袒衣”的早期佛造像特征），树顶仍保留西王母形象（通高约8厘米），形成“上西王母、下佛”的分层布局，两者功能互补——西王母负责“升仙接引”，佛负责“灵魂护佑”。此外，彭山江口汉墓摇钱树的“飞天”纹饰（人物身带飘带、姿态轻盈）、昭通桂家院子汉墓树座的“佛塔”图案（方形塔基、多层塔身），均体现佛教元素的初步融入，且多位于器物次要位置，未取代西王母的核心地位。

三国时期，摇钱树的信仰体系显著转向，西王母形象逐渐淡化，佛教元素成为主导，这一阶段的含佛教元素摇钱树占总数的40%（7/17例），且佛教元素的比例与规格大幅提升。

四川郫县宋家林三国墓出土的摇钱树（现存于郫都区博物馆）是典型代表：该器物高约120厘米，仅在树座边缘保留少量瑞兽纹饰，树干与枝叶几乎全为佛教造像，包括6尊坐佛（每尊通高约6厘米，肉髻更明显、衣纹更精细）、2尊胁侍菩萨，且在树干底部刻有“佛”字铭文（隶书，字径约2厘米），明确指向佛教信仰。此外，绵阳何家山3号墓摇钱树的佛塔纹饰尺寸扩大（占树座面积的1/3），西王母形象则缩小至3厘米，位置下移至树枝末端，功能从“核心接引者”退化为“辅助符号”。

这种转向的本质是“信仰功能的替代”：随着佛教“轮回转世”思想的传播，民众对“死后世界”的认知从“升仙永生”转向“轮回解脱”，摇钱树所承载的“西王母接引升仙”功能，逐渐被佛教的“佛菩萨护佑转世”所取代。而摇钱树作为西王母信仰的标志性器物，因失去核心信仰支撑，最终在西晋时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功能被专门的佛教造像（如墓室佛龛、陶佛俑）所替代。

摇钱树是中国古代民间精神体系的“活化石”，展现了宗教成熟前的“信仰初态”——无统一教义与教会，基于民众对生命的敬畏与欲望，将宇宙、仙界、世俗编织成直观象征体系，贴近真实需求，既反映对死亡的恐惧与超越渴望，也彰显对现世价值的珍视。

17例含佛教元素摇钱树的发现，以及张勋燎、陈悦新等学者的系统研究，不仅实证了汉晋时期佛教沿西南丝路的传播路径，更揭示了中国早期民间信仰“本土与外来融合”的核心逻辑——以“功能实用”为导向，吸纳新的信仰符号丰富自身体系，最终完成从“西王母升仙”到“佛教解脱”的转变。这一过程，既是单一器物的消亡史，也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文化特质的早期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