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商英（1032—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人，北宋中后期重臣，禅宗黄龙派兜率从悦禅师在家嗣法弟子，被誉为“宋代禅门第一外护”。其一生历经仁宗至徽宗五朝，仕宦轨迹与学术活动深度涉足巴渝地区（今重庆），在通川（今四川达州）、南川等地的宦游经历中完成了从排佛到奉佛的思想转变，留下了创建寺院、题刻语录、创作禅诗等丰富佛迹。本文以张商英在巴渝的佛教活动为核心，结合史志文献、碑刻史料与佛教典籍，梳理其佛缘脉络，考证其与江津石佛寺、大足北山石窟、金佛山（古称九递山）等地域文化符号的关联，揭示宋代士大夫佛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图景。
关键词
张商英；无尽居士；巴渝佛缘；禅宗；金佛山
一、引言
元代大儒吴澄在《吴文正集》中言：“宋东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张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 张商英作为“儒而最通佛法者”的代表，其佛教信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人生际遇与地域文化的碰撞中逐渐成型。巴渝地区作为北宋西南边疆的重要节点，既是多民族杂居的“蛮獠之地”，也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场域。张商英于治平二年（1065年）登进士第后，首仕通川主簿（今四川达州），后迁南川知县（今属重庆），晚年又曾寓居江津十余年，其佛教思想的萌芽、发展与实践均与巴渝山水结下深厚因缘。
目前已知张商英在巴渝留下的佛教遗迹包括江津石门大佛寺、石佛寺，大足北山石窟《无尽老人语录》碑，梁平白云山题刻等，这些史迹与《五灯会元》《蜀中名胜记》《江津县志》等文献相互印证，构成了其巴渝佛缘的核心实证。金佛山作为巴渝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虽未见张商英直接题咏，但其古称“九递山”在张商英任职南川期间已见诸地方史乘的雏形，且与当时南平獠的佛教信仰存在间接关联，理应纳入其巴渝佛缘的考察视野。
二、张商英的生平与佛教信仰底色
（一）生平概略与学术著述
张商英生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卒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始终未入南宋时期（南宋始于1127年靖康之变）。其仕途起伏跌宕，历任通川主簿（今四川达州）、南川知县（今属重庆）、监察御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以直言敢谏、政绩卓著著称，《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其本传，详述其仕宦生涯与政治作为。
在学术领域，张商英兼修儒释道三教，著述宏富，现存主要著作包括：政论集《张文忠公奏议》（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记载北宋典章制度的《神宗政典》（辑佚于《历代名臣奏议》）、捍卫佛教地位的《护法论》（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佛教地理典籍《续清凉传》（收录于《中华大藏经》史传部），以及禅宗语录《无尽老人语录》（收录于《卍续藏经》诸宗部）。其中《护法论》驳斥韩愈、欧阳修等的排佛论说，系统论证佛教与儒家伦理的互补性，被誉为宋代居士佛教的经典之作。
（二）佛教信仰的思想转变
张商英的佛教信仰始于通川（今四川达州）任上的思想触动。据南宋普济所撰《五灯会元》记载，其初任通川主簿时，见僧寺藏经“梵夹金字齐整”，曾愤而欲著《无佛论》，认为“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深夜秉烛构思时，妻子向氏反问：“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此语引发张商英初疑。后偶见《维摩诘所说经》，阅至“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惊叹“胡人之语，亦能尔耶？”，向氏复劝“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使其“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
这一转变过程具有鲜明的川东地域印记：通川的禅庙见闻提供了信仰触发的场景，向氏的佛学素养构成了思想引导的关键，而《维摩诘所说经》的研读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张商英于元祐六年（1091年）任江西漕运使时，在兜率从悦禅师门下悟道，作偈“鼓寂钟沉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明志，正式成为黄龙派嗣法弟子，但其佛教信仰的源头无疑深植于川东土壤。
三、巴渝宦游中的佛教实践：从兴寺到弘法
张商英在巴渝的佛教活动以“兴崇寺院”与“禅法开示”为两大核心，其足迹遍布南川、江津、大足等地，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佛教护持体系。其早年任职的通川（今四川达州）虽不属巴渝地域，但在此萌发的佛教信仰与积累的边地治理经验，为其后续巴渝佛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通川：信仰启蒙与边地经验积累
通川（今四川达州）是张商英仕途的起点，也是其佛教信仰的“初发心”之地。除了因向氏点拨而研读佛经外，张商英在此留下了诸多宦迹与佛缘交织的故事。据清代嘉庆《达县志》记载，达县曾建“六相祠”，祭祀包括张商英在内的六位曾在此为官后入朝为相的官吏，2007年通川区复建六相广场，其石雕塑像延续了当地对其历史功绩的铭记。
《宋史·张商英传》明确记载，时任通川主簿的张商英，面对渝州蛮夷叛乱，主动献策“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主张以怀柔之策替代征伐，并亲往劝降首领王衮，展露了卓越的治理才能。这一经历不仅为其日后任职南川积累了边地治理经验，更使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化对民族融合的重要性，间接推动了其对佛教“慈悲济世”理念的认同。虽通川不属巴渝，但此处的信仰启蒙与实践探索，构成了其巴渝佛缘的思想前奏。
（二）南川：边地治理与佛教辐射
熙宁三年（1070年），渝州（今重庆）熟夷势力叛乱，张商英因此前在通川劝降王衮的功绩，于熙宁四年（1071年）被提拔为南川县知县（今属重庆）。南川地处今重庆南部，紧邻金佛山古称“九递山”区域，当时为南平獠聚居地，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该区域“山高林密、蛮荒瘴疠”，僚人“以铜鼓为部落象征物，有击铜鼓讴歌的习俗”。
张商英在南川任上的佛教活动未见直接文献记载，但从其日后护持佛教的一贯立场推测，其边地治理策略中可能蕴含佛教“怀柔”思想。北宋政府平定李光吉、梁承秀叛乱后，于熙宁八年（1075年）设南平军加强控制，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当时朝廷“以佛教教化蛮獠，设僧官掌其教务”，可见佛教作为教化手段，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商英作为南川首任知县之一，虽未直接参与佛寺修建，但其一贯的佛教外护立场，为当地佛教发展营造了宽松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南川所属的“九递山”（今金佛山部分区域）在《舆地纪胜》中首见记载，“在隆化县东六十五里”。虽张商英著作中未直接提及九递山，但他在南川期间应对的南平獠，其“干栏居处”“铜鼓信仰”等文化特征，与金佛山区域早期佛教传播的民间基础存在关联。据明代《蜀中广记》记载，金佛山金佛寺“始建不晚于明，然其地宋代已有佛事活动”，可见当地佛教文化的萌芽可追溯至宋代，张商英的边地治理实践客观上为这种文化积淀提供了条件。
（三）江津：寺院创建与禅诗创作
江津是张商英晚年寓居之地，也是其佛教实践最为集中的区域，留下了石门大佛寺、石佛寺两大重要遗迹及多篇禅诗。
1. 石门大佛寺的创建
石门大佛寺位于江津区石门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水月观音造像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大佛”。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八明确记载：“县西十里，有古石羊驿，其地亦名石门，对江壁上镌大佛，有大佛寺，故相张无尽所创，亦名无尽庵。” “张无尽”即张商英，“无尽庵”的别称直接印证了其创建者身份。
该寺水月观音造像头戴化佛冠，身披宽博披巾，跣足踏莲台，游戏坐于方形台座，神态安详，从冠式、服饰判断为宋代原塑，这与清代光绪《江津县志》“石门大佛，宋时凿造，张无尽督建”的记载相互印证。石门镇作为长江古水驿，险滩密布，张商英在此创建佛寺、雕凿观音像，既体现了其佛教信仰的实践表达，也蕴含“镇水护航、平患爱民”的民生关怀，与他在湖北秨归祭祀黄魔神以安渡险滩的行为（载于《宋史·张商英传》）形成呼应。
2. 石佛寺的修缮与题咏
江津石佛寺位于长江北岸圣泉街道，光绪《江津县志》卷六《寺观》载：“石佛寺，宋张商英修，邑人江渊有记。” 寺内现存《江津县重修石佛禅寺》碑刻（元代至正年间所立）提及，张商英罢相后，寺院一度荒废，后经僧人重修，元代“遂为西蜀第一禅林”。遗址发现的元祐元年（1086年）纪年题刻，与张商英寓居江津的时间吻合，佐证其参与修缮的真实性。
张商英在石佛寺留下多篇诗作与题刻，其《无尽集》（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中载有《宿江津石佛寺》一诗：
鼓寂钟沉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
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
此外，他还创作“星文占地谶，巽水直江流”短句，光绪《江津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将其列为“江津楹联之始”。明代江渊《石佛寺记》（载于《江津县志》）中题诗“招提高耸与天邻，夕梵晨钟远近闻”，既描绘了寺院盛景，也暗含对张商英开创之功的追怀。
（四）大足：《无尽老人语录》的碑刻传承
大足北山石窟佛湾第163号《无尽老人语录》碑，是张商英巴渝佛缘的核心文献遗存，全文以禅语对答与伽陀诗形式，展现了其禅悟思想与石窟造像的精神关联。该碑刻拓片收录于《大足石刻铭文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碑文如下：
无尽老人尝谓余曰：“世间甚力最大？”
余曰：“风力最大。”
老人曰：“何以言之？”
余曰：“毗岚风灾起时，须弥七金宝山，山山相击，碎如微尘，故知风力最大。”
老人曰：“毗岚风灾，虽能碎须弥七金诸山，然不能转人心，吾以为愿力最大。”
今北山之石，看看尽于老僧之手，倍觉斯言有味。戏书伽陀：
一念兴时法法兴，鸟飞尘起又云腾。
寂寞野寺原无事，刚与山僧种葛藤。
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故见佛见法，是须弥山万行门中不舍一法，故聚沙画地，皆成佛道，虽然如此，切忌错认。
瑞烟终日萦香篆，石佛休嗟未放光。
试问丹霞烧却后，何如镵刻奉空王。
自家佛只坐心头，色与音声处处求？
掀却禅床非性躁，壁边挂日去来休。
如有辨眼衲子入寺，请看这一转语。
这段语录以“风力”与“愿力”的对话开篇，呼应《长阿含经》中“风鼓山相击”的记载，却以“愿力转心”超越传统佛学认知，体现了黄龙派“即心是佛”的核心思想。“北山之石尽于老僧之手”的感叹，将石窟开凿的实践与“愿力成佛”的义理结合，直指“聚沙画地皆成佛道”的修行真谛。伽陀诗中“石佛休嗟未放光”“自家佛只坐心头”等句，更是以通俗语言开示众生，打破对偶像崇拜的执着，与他“实际理地不受一尘”的禅悟境界高度契合。
此碑刻的存在，证明张商英曾深度参与大足佛教文化建设，其禅语被当地僧人奉为圭臬，成为石窟造像之外的精神注解，也印证了南宋晓莹《丛林盛事》卷上对其“语句斩绝，深得禅宗三昧”的评价。
四、巴渝佛缘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一）士大夫佛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张商英的巴渝佛缘是北宋士大夫佛教本土化的典型案例。作为“朝廷官员+在家居士”的双重身份持有者，他既以《护法论》等著作从理论层面捍卫佛教地位，又以创建寺院、题刻语录等实践方式，将精英佛教思想引入民间社会。石门大佛寺、石佛寺的修建，使长江沿岸的水驿成为佛教传播的节点；大足《无尽老人语录》的碑刻，则让禅宗义理与石窟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视觉造像+文字开示”的传播模式。
这种互动对巴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佛教成为边地治理的辅助手段，张商英在南川以“怀柔”政策平定獠人叛乱，与佛教“慈悲济世”理念相呼应，这与《宋会要辑稿·蕃夷》中“以佛化蛮，以柔代刚”的治理策略一致；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也塑造了其佛教思想，巴渝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使其禅诗与题刻中充满“江声”“山影”“晨钟”等意象，形成接地气的修行表达，如《宿江津石佛寺》一诗便以“鼓寂钟沉”“岩头语雷”的江寺景象，隐喻禅悟瞬间的心灵震撼。
（二）金佛山佛教文化的历史溯源意义
张商英与金佛山（九递山）的间接关联，为梳理该区域佛教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虽“金佛山”之名首见于明代敏树如相《金佛山记》（载于《蜀中广记》），但“九递山”在《舆地纪胜》中的记载，与张商英任职南川的时间（熙宁四年至元丰初年）相去不远。张商英应对的南平獠作为僚人分支，其“铜鼓信仰”与佛教法器崇拜存在融合可能——据《宋史·蛮夷传》记载，僚人“以铜鼓为神，祭之则风雨顺”，而佛教中铜鼓亦为“八宝”之一，这种文化共性为金佛山后来的佛教文化积淀埋下伏笔。
更重要的是，张商英在南川任上推动的民族融合，为佛教传入这一“蛮荒之地”创造了条件。据清代《四川通志》卷二十九记载，南平军设立后，“僧徒渐至，建寺以化蛮獠”，可见佛教在该区域的传播始于宋代。金佛山作为“九递山”的延续，其佛教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包括张商英在内的历代士大夫与地方民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张商英的边地治理实践，构成了金佛山佛教文化发展史的前置篇章。
（三）巴蜀佛教文化圈的构建纽带
张商英的佛缘轨迹串联起巴蜀两地佛教文化。其故乡蜀州新津观音寺由张氏家族“舍宅为寺”，据明代《蜀中广记》卷七十三记载，寺内“宋少保张商英故里”石碑与巴渝的寺院、碑刻形成呼应；从通川（今四川达州）的信仰启蒙，到南川的边地实践，再到江津、大足的弘法活动，其足迹构建了一条北起达州、南至江津的佛教传播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