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武丁时期贞人宾的甲骨卜辞为核心材料，系统梳理了其祭祀活动中占卜对象、祭品选择及仪式流程的演变轨迹。研究发现，武丁时期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化的自然与祖先崇拜向以王室祖先为核心的排他性崇拜的显著转变。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牲使用规模的先增后减，以及贞人宾从“人神媒介”向“政治隐形操控者”的角色演变。贞人宾通过垄断占卜与祭祀的话语权，不仅深刻影响了商王的决策，更暗中构建了一套以宗教为外衣的社会监督与资源控制系统。本文亦将其与玛雅文化的血腥祭祀进行对比，揭示了早期文明在处理“神圣”与“世俗”关系上的异同。
关键词
贞人宾；甲骨卜辞；武丁时期；信仰变迁；祖先崇拜；人牲；玛雅文化
一、引言：贞人、贞人群体与贞人宾
（一）何为贞人
“贞人”是商代负责占卜和祭祀的专职官员，是沟通人与神灵的重要媒介。他们通过灼烧甲骨产生的裂纹（即“卜兆”）来解读神意，并将占卜的内容、结果以及事后的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上，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甲骨文。贞人的职责不仅包括占卜，还涉及祭祀仪式的安排、祭品的选择与处理等，在商代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商代有名的贞人
商代的贞人数量众多，根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不同时期都有一批较为著名的贞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这一时期是贞人活动的鼎盛期，著名的贞人有宾、争、亘、永、韦、幼、而、中、君、吏、逆、先、罗、專、内等。其中，宾是武丁时期最为活跃、留下卜辞最多的贞人之一。
•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主要贞人有出、大、旅、即、行、兄、口、喜、洋、尹等。
•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代表贞人有何、旅、口、彭、狄、逢、宁、教等。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常见贞人有叶、取、我、史、车、勺、万、历等。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由于卜辞出土较少，且多为王自贞，所见贞人仅费、泳、立等数人。
（三）贞人宾及其占卜情况
贞人宾是武丁时期的核心贞人，其占卜活动贯穿了武丁执政的早期和中晚期。据学者统计，贞人宾参与占卜的甲骨数量极为庞大，仅在《甲骨文合集》中，明确由宾署名的卜辞就有数千条之多，涉及的甲骨片数超过2000件。
贞人宾占卜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商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
•祭祀：这是贞人宾占卜的核心内容，包括祭祀对象的选择、祭祀时间的确定、祭品的种类和数量等。如卜问是否用羌人祭祀祖先或天神，以及用多少羌人、牛羊等。
•战争：占卜战争的胜负、出兵的时机、将领的选择等。例如，卜问商王征伐土方、羌方等方国是否会得到神灵的保佑。
•农事：询问农业收成、是否会有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影响农作物生长等。
•王事：涉及商王的日常活动、健康状况、出行安全等。如卜问商王是否会生病、外出狩猎是否顺利等。
•旬亡祸：定期占卜未来十天是否会有灾祸降临，这是贞人宾卜辞中最为常见的内容之一。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是殷墟甲骨文的鼎盛期，也是商朝国力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宗教信仰是社会结构的核心，而贞人作为沟通“人”与“神”的专职人员，其活动是理解当时信仰世界的关键。贞人宾作为武丁朝最为活跃、留下卜辞最多的贞人之一，其占卜内容涵盖祭祀、战争、农事、疾病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因此，对贞人宾及其卜辞的深入分析，是揭示武丁时期信仰体系动态变迁的一把钥匙。
二、贞人宾卜辞中祭祀对象的演变：
从“泛神”到“尊祖”
武丁时期的信仰世界并非一成不变，通过分析贞人宾不同时期的卜辞，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祭祀对象的重心转移。
（一）早期：天神、地祇与人鬼的多元并存
在武丁执政早期，贞人宾的祭祀对象呈现出典型的“泛神论”特征，覆盖了天、地、人三界的神灵。
•天神：以“帝”为最高崇拜对象。卜辞中常见“贞：燎于帝，用羌”（《合集》14197），即用焚烧羌人的方式祭祀上帝，祈求其保佑战争胜利、风调雨顺。此外，对日月、风雨、星辰的祭祀也十分频繁。
•地祇：主要包括土地神（社）和山川河流之神。例如，“贞：侑于河，十羌，卯十牛”（《合集》14362），记录了向河神献祭十名羌人和十头牛，以祈求河流安澜，保障航运与农业。
•人鬼：即商王的祖先。祭祀对象包括上甲、大乙、大甲、祖乙等先王，以及他们的配偶“先妣”。这一时期的祖先祭祀虽已重要，但尚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二）中期：祖先祭祀的地位显著抬升
随着武丁统治的深入，贞人宾卜辞中祖先祭祀的比例和规格均大幅提升。
•祭祀频率增加：卜辞中“侑于祖乙”“御于大甲”等记录的频次远超对自然神灵的祭祀。
•祭品规格升级：对祖先的献祭开始使用大量人牲。如“丁酉卜，宾贞：王侑于大甲，用百羌，卯十牛”（《合集》300），一次用一百名羌人和十头牛祭祀先王大甲，其规模远超同期对天神地祇的祭祀。
•与王室关联紧密：祭祀常常与商王的个人福祉、王室的延续性直接挂钩，如“贞：御妇好于父乙”（《合集》2671），通过祭祀祖先父乙来为商王配偶妇好祈福。
（三）晚期：以直系先王为核心的排他性崇拜
到武丁统治晚期，贞人宾的祭祀对象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商王直系祖先为绝对核心的、具有排他性的崇拜体系。
•对象高度集中：卜辞中90%以上的祭祀都是针对武丁的父辈（小乙）、祖辈（大甲、祖乙）等直系先王，旁系祖先和自然神灵的祭祀被大量削减。
•仪式日益专属：祭祀成为王室的专利，仪式更加繁复和私密，强调王室血脉的神圣性和唯一性。
•功能发生转变：祭祀的主要目的从“祈求自然恩赐”转向“论证统治合法性”和“维系王室团结”。通过定期、大规模地祭祀直系祖先，强化“王权天授”和“王族血脉神圣”的观念。
三、人牲的使用：
从“海量献祭”到“理性收缩”
贞人宾的卜辞不仅记录了信仰对象的变迁，也反映了作为核心祭品的人牲在使用规模和态度上的深刻变化。
（一）人牲的来源与规模
武丁时期人牲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其中以羌人数量最多。
•数量惊人：据学者胡厚宣统计，甲骨文中明确记载的人祭总数超过13000人，其中武丁时期占比最高。仅贞人宾参与的卜辞中，就有“用三百羌于丁”（《合集》293）、“百羌百宰”（《合集》301）等大规模献祭的记录。
•来源多样：除了羌人，还有鬼方人、奚人、垂人、卢人等被征服的方国人。此外，奴隶、罪犯甚至少数贵族也可能成为人牲，但比例极低。
（二）人牲的处理方式与社会态度
对人牲的处理方式极其残酷，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奴隶和战俘的绝对漠视。
•残酷的仪式：常见的有“伐”（砍头）、“卯”（劈杀）、“燎”（焚烧）、“沉”（沉入水中）等。这些方式在卜辞中均有明确记载，如“贞：伐羌，卯十牛”（《合集》142）。
•态度的转变：早期，人牲被视为献给神灵的“贵重礼物”，越多越能体现诚意。但到了武丁晚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劳动力的价值日益凸显。卜辞中开始出现“贞：勿用羌”（《合集》157）的记录，表明社会对保留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压过纯粹的宗教狂热，人祭规模随之缩减。
四、贞人宾的角色：
从“神的使者”到“隐形的权臣”
贞人宾的社会角色，随着信仰体系的变迁而不断膨胀，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宗教领域。
（一）宗教职能的转移与垄断
在早期巫政合一的体制下，商王本应是最高的祭司。但在武丁时期，宗教职能逐渐向以宾为代表的贞人群体转移。
•垄断沟通渠道：贞人宾是唯一能通过甲骨占卜与神灵沟通的人，他解读卜兆、传达神意，商王的决策必须依赖他的判断。
•影响祭祀安排：从祭祀对象、时间、祭品到仪式流程，均由宾负责占卜确定，这使得他掌握了宗教活动的全部话语权。
（二）对政治决策的深度干预
贞人宾通过宗教仪式，巧妙地将政治意图合法化，从而对国家大事施加决定性影响。
•战争决策：在是否发动战争、何时发动、任用哪位将领等问题上，宾的占卜结果是最终依据。如“贞：宾，王伐土方，受有佑”（《合集》6413），他的吉兆直接促成了军事行动。
•资源分配：作为祭品的人牲、牛羊、玉器等，其调配和使用均由宾通过占卜决定，这使他间接掌控了重要的社会资源。
（三）构建隐性的监督体系
贞人宾通过频繁的占卜，对商王的日常活动、王室成员的健康、国家的收成等进行持续“监控”。
•日常监督与“旬亡祸”：卜辞中大量的“旬亡祸”（询问未来十天是否有灾祸）记录，实际上是对国家运行状态的定期评估。据统计，贞人宾的卜旬辞例共有95例，从一月到十二月无一遗漏。这种高频次的占卜，反映了商王朝高层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他们时刻担心会有来自外部（如敌国入侵）或内部（如贵族叛乱、祖先降罪）的灾祸发生，需要通过占卜来寻求心理慰藉和行动指南。
•结果反馈：占卜不仅预测未来，还会记录占卜结果是否应验。这种“占卜-行动-验证”的闭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监督机制，而宾则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操控者。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持续地影响和调整国家政策，确保其符合自己所阐释的“神意”。
五、跨文明比较：
与玛雅文化血腥祭祀的异同
将武丁时期的人祭与玛雅文化的血腥祭祀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理解早期文明的共性与差异。
（一）相似之处
•目的相似：两者都将人祭视为与神灵沟通、获取神力的必要手段，用于祈求丰收、战争胜利和社会稳定。
•与政治结合：祭祀活动均服务于王权，是强化统治合法性、展示君主权威的重要方式。
•仪式性残酷：都采用了砍头、剥皮、掏心等极其血腥的方式，强调牺牲的“彻底性”以彰显对神的虔诚。
（二）本质差异
•信仰核心不同：商的人祭最终服务于祖先崇拜，目的是维系王室血脉的神圣性和统治的延续性。而玛雅的人祭则更多与自然崇拜和天文历法结合，如为了保证太阳的升起而献祭。
•社会背景不同：商的人祭规模与对外战争的强度直接相关，是人多地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产物。而玛雅的人祭则更多源于其独特的宇宙观和宗教狂热。
•衰落原因不同：商的人祭因劳动力价值提升和社会矛盾加剧而衰落。玛雅的血腥祭祀则与其文明的整体崩溃（可能源于环境恶化、战争等）相关联。
六、结 论
从贞人宾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武丁时期信仰变迁的完整轨迹：从一个开放、多元的自然与祖先崇拜体系，逐步收缩为一个封闭、排他的直系祖先崇拜体系。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宗教观念的深化，更揭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贞人宾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利用信仰的变迁，从一个被动的“神的使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政治操控者”，通过垄断人神沟通的渠道，暗中掌握了国家的命脉。
武丁时期的信仰变迁，是早期国家从“神权主导”向“王权主导”过渡的缩影。当信仰的重心从不可控的自然神灵转向可控的祖先神灵时，实际上是王权对神权的一次成功收编。这一过程虽然在短期内强化了王权，但也埋下了隐患：当宗教失去其多元性和包容性，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时，其对社会的凝聚力也会随之减弱，这或许是商朝后期社会矛盾加剧、最终走向衰亡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