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羌戈大战》中羌族人文信仰
—— 道坚法师
《羌戈大战》是中国羌族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史诗，2011年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叙事内核承载着羌族先民从迁徙到定居的核心历史记忆。史诗以“族群存续”为主线，详细记述了羌族先民因西北高原生存环境恶化，被迫南迁岷江上游后，与当地原住民“戈基人”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从最初的遭遇冲突，到天神介入后的武器对决，最终以羌人首领阿巴白构率部获胜、分驻九寨重建家园告终。从文本形态来看，目前流传最广的口头传唱版本长达六百余行，结构严谨且层次分明，共分为7个核心章节，依次为“序歌”（开篇祭祀祷祝，奠定神圣基调）、“羊皮鼓的来源”（追溯仪式乐器与战争记忆的关联）、“大雪山的来源”（以自然神迹铺垫迁徙背景）、“羌戈相遇”（交代战争起因与族群对立）、“寻找神牛”（引入天神裁决的关键导火索）、“羌戈大战”（详述战争过程与神性干预）、“重建家园”（叙述战后族群分布与秩序重建），完整呈现了“迁徙—冲突—胜利—定居”的族群发展脉络。
在传承场景与文化载体层面，因羌族历史上无本民族通行文字，《羌戈大战》的传承完全依赖“释比”——这一兼具宗教祭司、文化使者与历史讲述者身份的特殊群体，以口授说唱的形式世代传递。其传唱范围集中于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包括四川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及松潘部分地区，且演唱场合严格附着于仪式场景：既是释比在祭山还愿、春秋祈福等大型宗教仪式中“通神叙事”的核心文本，也会在婚嫁（象征族群延续）、丧葬（连接祖先记忆）等人生仪礼中片段化呈现，成为羌族文化中“活态的历史教科书”，将族群记忆、信仰观念与生活规范熔铸为一体。
当前学界对《羌戈大战》的研究已突破单一文学解读，形成“文本溯源—历史考证—文化阐释”的多元格局，其中关于史诗的历史真实性与戈基人族属的争议，尤为凸显其学术价值。在文本溯源与性质界定上，存在“单一史实说”与“多元融合说”的分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徐学书在《〈羌戈大战〉为羌族本土先民部落战争“迟戈大战”考》中提出，史诗并非对“异族战争”的记录，而是以羌族古老部落战争“迟戈大战”为原型，融合了“白狗羌”东迁记忆、岷江上游“野人”传说（当地对未开化族群的称呼）形成的复合文本，其反映的是羌族内部不同支系间的资源争夺，而非与外部族群的冲突；与之相对，西南民族大学石硕团队在《岷江上游羌族历史与文化》中则认为，史诗中“西北南迁”的叙事与汉文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中“羌人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的记载高度契合，戈基人应为岷江上游更早定居的土著族群（可能与新石器时代“营盘山文化”人群存在关联），羌戈战争本质是外来族群与土著族群的生存空间争夺。
在戈基人族属的考古与民族学印证上，争议进一步深化：支持“土著说”的学者以岷江上游大量出土的石棺葬为依据，指出羌族民间将石棺葬称为“戈基朵补”（意为“戈基人的墓穴”），且石棺葬的年代（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与史诗传说中羌戈战争的时间线大致吻合，推测戈基人是掌握原始农业与制陶技术的定居族群；而持“羌人支系说”的学者则从语言民俗切入，发现部分羌族支系（如黑水县的“尔玛”人）的方言中，仍保留对“戈基”的特殊称谓，且其传统习俗中存在与史诗戈基人相似的“畏白石”现象（与主流羌族“敬白石”形成反差），推断戈基人可能是羌族中未完全融合的古老支系。这些争议虽未形成定论，却从侧面印证了《羌戈大战》作为“活态史料”的多元价值，也为解读其承载的羌族人文信仰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作为羌族文化的“精神图腾”，《羌戈大战》不仅是一部战争史诗，更以叙事为容器，系统收纳了羌族以“万物有灵”为根基，融合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与生存智慧的人文信仰体系。结合羌族其他口头文学（如创世史诗《木姐珠与斗安珠》、神话《燃比娃盗火》）与田野调查所见的仪式实践，其信仰体系的深层逻辑可从以下维度展开。
一、神灵崇拜：
神圣秩序与生存需求的深度绑定
羌族的神灵崇拜并非抽象的多神信仰，而是以“族群生存”为核心，构建起层次分明、功能明确的神圣秩序，这在《羌戈大战》的叙事与争议解读中均有体现。
（一）至高天神的“伦理裁决”与权威建构
史诗将天神“阿爸木比达”塑造成兼具“秩序维护者”与“伦理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在战争陷入僵局时，天神以“戈基人偷吃天界神牛”（象征对神圣秩序的破坏）为由，明确偏袒羌人——赐予羌人“坚硬如铁”的白云石与“柔韧不断”的藤条，却给予戈基人“遇风即化”的白雪团与“一折即断”的麻秆。这一情节不仅解释了战争胜负的“神性根源”，更暗含羌族的伦理观：对神灵的敬畏与顺从，是获得神圣庇佑的前提。战后羌人“以白石为天神象征”，将白石供奉于屋顶石塔、山间神台与家中神龛，每日晨昏焚烧柏枝（象征洁净与敬奉），形成“天祭”的核心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羌戈同源”的争议解读中，天神的权威仍未被消解——若戈基人是羌人支系，则天神的裁决更像是对“违背族群伦理者”的惩罚，进一步强化了“天神主导族群秩序”的信仰认知。
（二）自然神灵的“功能化”与具象化表达
羌族对自然的崇拜，始终围绕“生存需求”展开，呈现“万物有灵且各有其用”的特点。《羌戈大战》中，始祖木姐珠抛下的三块白石化作三座雪山（今岷江上游的雪宝顶、九顶山等），成功阻挡戈基人的追击，使羌人得以脱险；在《木姐珠与斗安珠》中，雪山同样承担“守护屏障”的功能，帮助羌人抵御魔兵。这种“雪山护族”的叙事，使雪山从自然景观升华为“族群守护者”的神性存在，也形成羌族对自然神灵的“功能化”认知：山间的白石象征山神“赤黑瑟”，负责掌控风雨、保障狩猎丰收；田间的白石代表地神“树不瑟”，主管五谷生长；甚至村寨旁的古树，也会因与白石结合而成为“树神”，承担庇佑村寨平安的职责。这种信仰逻辑，本质是羌族先民对恶劣自然环境的适应策略——通过将自然万物“神性化”，构建起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心理契约。
二、祖先崇拜：
族群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双重锚点
祖先崇拜是羌族信仰的“根脉”，《羌戈大战》通过塑造英雄祖先形象，结合争议背后的族群融合史，构建起多元而稳固的身份认同。
（一）英雄祖先的“典范化”与族群精神传承
史诗以浓墨重彩刻画了羌人首领阿巴白构的形象：他不仅是战争的领导者，更是族群精神的“化身”——在西北南迁途中，面对“经典遗失、天事人事皆茫然”的困境，仍坚守“保族续种”的使命；战争胜利后，他“分九子驻九寨、遣十八大将镇四边”，既构建了羌族早期的族群分布格局（与现今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分布高度吻合），也为后世羌族树立了“团结、坚韧、担当”的精神标杆。这种祖先形象的塑造，并非孤立存在：在《羌人为什么迁来四川》等传说中，祖先“遇水搭桥、逢山开路”的迁徙智慧被反复颂扬；在《燃比娃盗火》中，英雄燃比娃为族群盗取天火，不惜牺牲自身的神话叙事，进一步丰富了祖先崇拜的“奉献精神”内核。即使在“戈基人是羌人支系”的争议视角下，阿巴白构的形象也被赋予“族群融合推动者”的新内涵——其胜利并非对“同族”的征服，而是对“分裂族群”的统一，强化了羌族“多元一体”的身份认知。
（二）“祖神共佑”的信仰逻辑与仪式实践
羌族信仰中，祖先与神灵始终形成“护佑合力”，这种逻辑在仪式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羌戈大战》中，始祖木姐珠（羌人公认的女祖先，传为天神之女）主动介入战事，以“抛石成山”的神迹帮助子孙；天神则通过“赐予武器、裁决胜负”提供神圣支持，二者共同促成羌人定居岷江上游的结局。这种“祖神共佑”的认知，直接转化为仪式传统：在每年农历五月的“祭山会”（羌族最隆重的仪式）中，释比首先向屋顶白石（天神象征）敬献柏枝与青稞酒，祈求天神赐福；随后转向祖先灵位（通常设于神龛左侧），诵读《羌戈大战》片段，追忆祖先功绩，祈求祖先护佑族群延续；最后，全体族人向白石与祖先灵位跪拜，完成“敬神—祭祖—凝聚族群”的仪式闭环。这种仪式不仅强化了“祖神同源”的信仰认知，也在争议解读中起到“弥合分歧”的作用——无论戈基人是土著还是同族，祖先与神灵的共同护佑，始终是羌族身份认同的核心锚点。
三、信仰实践：
符号、仪式与生活的全域渗透
羌族人文信仰并非脱离现实的抽象观念，而是通过“白石符号”“释比传承”与日常习俗，全面渗透于族群生活的各个维度，且在争议解读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
（一）白石符号的“多义性”与信仰具象化
白石是羌族信仰最核心的物质符号，其意义在《羌戈大战》后被彻底固化，且在争议解读中呈现出“多义适配”的特点。史诗明确记载，羌人因“白石击败戈基人”的功绩，将白石确立为“神灵的通用载体”：屋顶石塔的白石代表天神，神林中的白石象征地神，关帝庙中的白石对应关帝（体现汉羌文化融合）。而在“戈基人是羌人支系”的视角下，白石又被赋予“族群统一”的新内涵——部分羌族支系在仪式中会摆放“两块白石”，分别代表“羌人”与“戈基人”的祖先，寓意“同族同源、和谐共生”。白石的神圣性更延伸至日常细节：正月初一清晨，羌人会手持白石从正门进屋，寓意“天神护佑、招财进宝”；猎人进山前，需向山间白石跪拜，祈求山神指引猎物；婚嫁时，新人需在白石前盟誓，象征“以神为证、白头偕老”。这种“符号的多义性”，使白石既能承载传统信仰，又能适配争议带来的新解读，成为羌族信仰体系的“稳定器”。
（二）释比的“双重角色”与信仰传承的活态性
释比作为羌族信仰的“传承核心”，在《羌戈大战》的传播与争议解读中，扮演着“叙事者”与“调和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释比是史诗的“权威传唱者”——其演唱的《羌戈大战》并非固定文本，而是会根据仪式场景与受众调整内容：在祭山会等大型仪式中，会完整演唱7个章节，强调“神助取胜”的神圣性；在家族丧葬仪式中，则侧重“重建家园”与“祖先功绩”的片段，强化家族记忆。另一方面，面对学界关于戈基人族属的争议，释比通过“口头阐释”实现信仰的适应性传承：部分老释比在演唱后会补充说明“戈基人也是‘尔玛’（羌族自称）的一支，只是当年走错了路”，将争议转化为“族群融合”的叙事，既保留史诗的核心记忆，又避免信仰认知的分裂。此外，释比还通过“占卜、禳灾”等日常实践，将信仰融入生活：村民家中有人患病，释比会诵读《羌戈大战》片段，以“天神护佑、祖先庇佑”的叙事进行心理慰藉；村寨遭遇自然灾害时，释比则会主持“祭白石”仪式，祈求神灵与祖先共同化解危机，使信仰始终保持“活态”的生命力。
四、信仰内核：
生存智慧与民族认同的动态建构
羌族人文信仰的本质，是族群在长期适应自然、应对冲突过程中积累的生存智慧，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动态的民族认同”——既能通过《羌戈大战》的经典叙事维系传统，又能在争议解读中吸纳新内涵，实现信仰体系的自我更新。
从生存智慧来看，《羌戈大战》的叙事与信仰实践，始终围绕“如何在恶劣环境中存续”展开：天神崇拜对应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求助，祖先崇拜对应对族群历史的记忆与传承，白石符号则是将抽象信仰转化为可操作实践的“工具”。这种智慧在当代仍有体现：汶川地震后，羌族群众在重建家园时，首先修复的仍是屋顶的白石塔与村寨的神林，通过信仰实践重建心理秩序；面对文化传承的挑战，年轻释比在传唱《羌戈大战》时，会加入“保护生态、团结互助”的现代解读，使信仰与时代需求结合。
从民族认同来看，争议不仅未削弱信仰的凝聚力，反而使其更具深度：无论戈基人是土著还是羌人支系，《羌戈大战》传递的“敬畏神灵、尊崇祖先、团结共生”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未变。这种认同的动态建构，使羌族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民族特色——既坚守“尔玛”的身份认同，又能包容不同的历史解读，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正如岷江上游的雪山与白石，既见证了羌戈战争的传说，也见证了族群融合的历史，最终成为羌族人文信仰的“永恒象征”。
综上，《羌戈大战》所承载的羌族人文信仰，是一个“多元融合、动态发展”的体系：以天神为核心的神灵崇拜，构建了神圣秩序；以英雄祖先为核心的祖先崇拜，锚定了族群记忆；以白石与释比为载体的信仰实践，实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而学界的争议解读，则为其注入了新的学术与文化内涵。这种信仰体系不仅是羌族应对生存挑战的精神支撑，更成为界定民族身份、维系文化传承的“核心密码”，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持续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