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濮国与合川濮人遗址考察 —— 道坚法师
濮人是先秦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南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古老族群，其衍生的“百濮”文化是西南地域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百濮”分支的合川濮人，依托三江汇流的地理优势，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遗址遗迹不仅是濮人历史的关键实证，更见证了濮与巴从冲突到融合的族群互动进程。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从濮人分布、濮国兴衰、族群流动、文化遗存及合川濮人遗址等维度，系统梳理濮国与合川濮人文化的历史脉络。
一、濮人分布与濮国的兴衰脉络
（一）濮人的地域分布
濮人并非单一族群，而是由众多濮姓部族组成的“百濮”联盟，分布范围广泛且分散，核心区域贯穿今西南及长江中游多省，具体可划分为四大板块：
• 长江中游地区：以今湖北西南部（恩施、宜昌）、湖南西北部为中心，是濮人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商周时期此处濮人部族与楚、邓等国相邻，《左传》中“楚武王伐濮”即指向这一区域的濮人分支。
• 川渝地区：涵盖今重庆大部（合川、綦江、涪陵）及四川南部（宜宾、达州），其中合川因三江汇流成为濮人聚居核心，四川宜宾古称“僰道”，“僰”即濮人分支，是川南濮人的主要活动区。
• 云贵地区：以贵州西北部（毕节、遵义）、云南东北部（昭通）为重点，此处濮人后与僚人融合，成为夜郎国的主体先民，今贵州仡佬族即为此支濮人的直系后裔。
• 中原边缘地区：部分濮人部族曾活动于今河南南部、山西南部，与中原诸国产生交集，但并非濮人分布的主流区域，后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二）濮国的兴衰时间线
濮人并未形成统一的“濮国”政权，文献中“濮国”多为对某一区域濮人部族联盟的泛称，其兴衰需结合“百濮”整体发展历程梳理：
• 起源与初步发展（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046年）
濮人早在夏朝已见诸记载，《尚书·牧誓》明确提及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参战，其中“濮”即指长江中游的濮人部族，说明此时濮人已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部族联盟，可视为“濮国”形态的雏形。
• 鼎盛与分散并存（西周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世纪）
西周时期，濮人部族联盟规模扩大，周王朝在濮人区域设“濮监”（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濮监簋”铭文佐证），对濮人进行间接管控。此阶段“百濮”各分支独立发展，长江中游、川渝、云贵的濮人部族均形成相对稳定的聚居区，虽无统一君长，但部族联盟的凝聚力较强。
• 衰落与融合（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期，约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221年）
春秋中期后，楚、巴等国势力扩张，濮人遭受挤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征服长江中游濮人，使其成为楚国附属；川渝濮人则与巴人长期冲突，后被巴国统治；云贵濮人融入夜郎国。至战国末期，随着楚灭夜郎、秦灭巴蜀，“百濮”各分支逐渐失去独立部族形态，“濮国”作为部族联盟的泛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濮人融入周边族群或演变为后世少数民族。
二、濮族的流动变迁与巴濮关系演变
（一）濮族的流动与分化轨迹
濮族的流动始终与自然环境、族群冲突及资源分布紧密相关，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迁移趋势，核心分为三个阶段：
1. 早期扩散（夏商至西周）：濮人从长江中游发源地向周边扩散，一支沿长江逆流进入川渝，占据合川、宜宾等水网密布区域（便于稻作与制盐）；另一支向西南进入云贵，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新的濮人分支。
2. 中期收缩（春秋至战国）：受楚、巴扩张挤压，长江中游濮人向川渝、云贵迁徙，与当地濮人汇合；川渝濮人则向嘉陵江、涪江上游迁移，部分进入合川深山区域，形成“分散聚居”的格局。
3. 后期融合（战国至秦汉）：随着秦统一六国，濮人彻底失去独立部族空间，川渝濮人融入巴文化，云贵濮人成为夜郎文化主体，长江中游濮人融入楚文化，最终完成从“百濮”到多族群融合的转变。
（二）巴国、巴人与濮国、濮人的关系：从冲突到融合
巴与濮作为西南地区两大古老族群，其关系经历了“相邻对峙—战争冲突—统治融合—文化共生”四个阶段，核心互动集中于川渝地区：
• 第一阶段：地域相邻，各自发展（夏商至西周）
巴人早期活动于今湖北清江流域，濮人聚居长江中游及川渝，二者地域相邻但交集有限。巴人以渔猎、青铜冶炼为特色，濮人以稻作、制盐为核心，因资源分布不重叠，形成“并行发展”的格局，合川此时为濮人独立聚居区，未受巴人影响。
• 第二阶段：巴人西迁，冲突加剧（春秋早期）
春秋初期，巴人受楚国挤压西迁至川渝，进入濮人核心聚居区（今合川、涪陵一带），因争夺三江流域的盐资源与耕地，巴濮矛盾激化。《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引北宋《濮岩铭》记载“巴濮邻国，室家相贼。为狼为蜮，剑血枯蚀”，生动描绘了巴濮两国（部族联盟）相互攻伐的场景，合川钓鱼山“巴濮二王墓”传说（相传巴濮君主会盟互刺而亡），即为此时冲突的民间记忆。
• 第三阶段：巴人征服，濮入巴治（春秋中期至战国）
春秋中期，巴人势力壮大，征服合川及川渝地区的濮人部族，濮人成为巴国统治下的主要族群。巴国保留濮人部分文化传统（如稻作、制盐技术），同时将巴人的青铜兵器制作、巫鬼信仰传入濮人区域，二者开始初步融合，合川成为巴濮文化交融的前沿。
• 第四阶段：文化共生，融入巴蜀（战国至秦汉）
巴国统治下，濮人文化与巴文化深度融合：濮人的稻作技术提升巴国农业水平，巴人的青铜工艺丰富濮人手工业类型，合川出土的商周陶器既有濮人典型的绳纹、网格纹，又融入巴人器物的柳叶形纹饰，体现“巴濮共生”的文化特征。秦灭巴蜀后，巴濮文化共同融入巴蜀文化，成为西南地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濮国文化的跨区域遗存
濮人分布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文化遗存在多省均有发现，这些遗存从不同维度印证了“百濮”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 湖北地区：以“悬棺葬”和“朱家台文化”为代表。恩施自治州现存38处悬棺葬（利川大王坝、恩施月亮崖等），为濮人典型葬俗；荆州朱家台遗址出土的陶罐、陶釜，其器型与纹饰与濮人陶器特征高度契合，是长江中游濮人文化的核心遗存。
• 四川地区：聚焦“僰道遗址”与“盐业遗存”。宜宾僰道遗址出土大量濮人时期的青铜剑、陶纺轮，印证“僰为濮支”的文献记载；达州罗家坝遗址发现濮人制盐工具，说明川东濮人早掌握盐业技术，与合川濮人制盐文化形成呼应。
• 贵州地区：以“夜郎遗址”与“后裔文化”为核心。毕节可乐遗址（夜郎国重要遗址）出土的青铜鼓、陶罐，带有明显濮人文化痕迹；今贵州仡佬族保留的“祭濮王”仪式、“折齿”习俗，是濮人文化的活态传承，印证濮人与夜郎及仡佬族的源流关系。
• 重庆地区：除合川外，綦江二磴岩崖墓群被判定为濮人遗址，墓中画像石带有濮人图腾符号；涪陵小田溪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融合巴濮文化特征，是巴濮融合的实物佐证。
四、合川濮人遗址的核心实证与文化内涵
合川作为濮人聚居的核心区域，其遗址遗迹涵盖考古遗址、墓葬传说、地名文化等多个维度，完整呈现了濮人在合川的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
（一）考古遗址：濮人生活的实物见证
• 沙梁子遗址（盐井街道，商周时期）
位于涪江左岸台地，是合川目前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濮人遗址。遗址出土大量商周时期的陶器（罐、釜、尖底盏），以夹砂灰陶、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网格纹居多，与濮人陶器的典型特征一致；同时发现制盐工具（陶质盐锅残片），印证文献中合川“蒲子盐”为濮人所制的记载，说明制盐业是此处濮人的核心经济活动。
• 唐家坝遗址（铜溪镇，旧石器至商周时期）
地处涪江右岸二级台地，地层堆积深厚，包含旧石器、新石器、商周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完整呈现了濮人先民从采集渔猎（旧石器时期）向定居稻作（商周时期）的演进过程。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证明濮人是合川早期稻作农业的开创者；商周时期的陶纺轮与骨器，反映濮人纺织与手工业的成熟。
• 器物遗存（合川境内多处出土）
除遗址外，合川城区及周边出土的商周时期器物，如手制泥质红褐陶纺轮、带刻画符号的陶片、小型青铜饰件等，进一步印证濮人在合川的广泛分布。部分陶片上的刻画符号，可能为濮人早期记事符号，是研究濮人语言文化的重要线索。
（二）墓葬与宗教遗存：濮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
• 濮人墓葬传说遗迹
合川境内有三处与濮人相关的墓葬传说，均见于明清文献记载：
◦ 濮子墓（合阳城瑞应山麓）：明万历《合州志》明确记载“濮子墓在州北瑞应山”，今合阳城街道金九时代广场后方仍有遗址痕迹，相传为合川濮人部族首领“濮子”之墓，是濮人在合川建立部族联盟的间接证据。
◦ 濮岩寺后山墓（合阳城派斯学院内）：因濮岩山得名，相传为濮人贵族墓葬，虽未进行考古发掘，但山体岩石上留存的人工凿刻痕迹，暗示此处可能为濮人墓葬区。
◦ 巴濮二王墓（钓鱼城插旗山顶）：民间传说为巴、濮两国君主会盟互刺后的合葬墓，封土堆至今可见。虽无考古实证，但结合《濮岩铭》中“二王灭迹”的记载，可视为巴濮冲突的历史记忆载体。
• 濮岩寺（合阳城派斯学院后山）
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庆林观”，因所在山体原名“蒲岩山”（后因濮子墓传说改称“濮岩山”），故改称“濮岩寺”。寺内摩崖造像始于唐代，早于大足石刻150年，现存残龛30余处，内容以佛家造像为主，部分造像衣饰风格带有濮人服饰特征（如短衣、束腰），见证了濮人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后期融合。
（三）地名文化：濮人存在的鲜活印记
合川境内以“濮”命名的地名延续千年，是濮人文化传承的隐性脉络：
• 城北区域：濮湖社区、濮湖小学、濮岩路，均因历史上的“濮湖”（相传为濮人聚居的湖泊）得名，是合川濮人核心聚居区的直接见证。
• 城南区域：巴濮广场、巴濮文化艺术馆，以“巴濮”命名，凸显合川作为巴濮文化交融核心的历史地位。
• 江河命名：涪江下游及嘉陵江合川段古称“濮江”，《水经注》中“濮水出巴郡南充国县”即指此段，因濮人长期在此活动而得名，是濮人影响地域地理命名的重要例证。
五、结 语
濮国作为“百濮”部族联盟的泛称，虽未形成统一政权，却在夏商至战国的历史进程中，依托广泛分布的濮人部族，创造了以稻作、制盐、悬棺葬为核心的独特文化。合川作为濮人聚居的核心区域，其遗址遗迹不仅完整呈现了濮人在三江流域的生产生活轨迹，更见证了濮与巴从冲突到融合的族群互动历程——从早期濮人独立聚居，到巴人西迁后的战争对峙，再到巴国统治下的文化共生，最终共同融入巴蜀文明，构成西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源头。
如今，合川的濮人遗址与跨区域的濮国文化遗存，共同构建起濮人历史的实证链条，不仅为研究先秦西南族群演化提供了关键样本，更成为传承地域文化根脉的重要载体。深入挖掘这些遗存的内涵，对于厘清西南文明起源、理解族群融合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