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实为“巴方”之误称，是殷商至西周时期巴人建立的早期方国形态，也是先秦巴国的前身。作为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古老族群政权，其族源可追溯至陕西一带，且在殷商时期已成为与中原王朝互动频繁的方国势力。本文结合甲骨文、青铜器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对巴方的族源、历史变迁及文化特质进行详细考察。
一、族源考察：基于考古与文献的双重印证
巴方的族源虽存在多元说法，但甲骨文、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共同指向其早期核心活动区为陕西南部及汉水流域，是兼具土著特征与中原文化关联的古老族群。
（一）文献中的族源线索
1. 早期族群记载：《山海经·海内经》明确提及“西南有巴国”，并追溯其先祖为后照，与伏羲氏存在谱系关联，暗示其为上古时期便已存在的古老族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则记载巴地早期有巴氏、樊氏等五姓氏族，巴氏首领务相（廪君）通过竞争成为族群共主，形成“廪君巴人”群体，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中巴人族群的部落联盟特征相契合。
2. 陕西起源的文献佐证：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在《论夏商周三代陕南的族国及其文化》中指出，周灭殷后，武王封巴国于今陕西汉阴县地，赐爵为“子”，称巴子国，这进一步确认了陕西南部为巴方及后续巴国的早期核心区域。
（二）考古与甲骨文的起源印证
1. 甲骨文的直接记录：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巴方”“巴甸”之名，成为巴方存在的最早文字证据。甲骨文中“我收（登）人伐巴方”的记载，反映出殷武丁时期巴方与殷商王朝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另有记载显示武丁与妻子妇好采用“伏击战”击败巴甸，迫使其一度向商朝纳贡服役，其地域被考证为今汉水、丹江之间，涵盖陕南地区，与文献记载的早期活动区完全吻合。
2. 考古遗存的族群标识：陕南安康地区出土的殷商时期虎纹空首青铜钺，印证了巴人“崇虎”的族群标识，与《后汉书》中廪君死后化虎的传说形成呼应。而汉江上游的宝山文化遗址跨越商周二代，其文化遗存与北方龙山文化存在关联，且出土的柳叶形短剑等器物具备典型巴人特征，进一步佐证了巴方族群在陕西一带的早期定居史。
二、历史变迁：从方国到诸侯国的疆域与地位演变
巴方的历史变迁以地域迁徙为核心脉络，伴随与殷商、周、楚等政权的互动，完成了从方国到分封诸侯的形态转变，其活动范围呈现从陕西向南扩展的清晰轨迹。
（一）殷商时期：陕南核心区的方国形态（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此阶段巴方以陕南汉水上游为核心，形成相对独立的方国政权。甲骨文记载显示，巴方在殷武丁时期实力较强，足以与殷商王朝抗衡，成为商朝在西南方向的重要敌对势力。其疆域大致涵盖今陕南汉阴为中心的汉水流域，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一带，这一范围得到《左传》等文献中早期巴人活动记载的印证。此时的巴方尚未形成成熟的国家体制，更接近部落联盟式的方国形态，以武力维系族群生存与疆域完整。
（二）西周时期：分封立国与地域拓展（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公元前11世纪，巴方参与周武王伐纣战争，因作战英勇受到周王室册封。《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正式确立巴子国的诸侯地位，都城仍以陕南安康汉阴为中心。这一时期巴国疆域有所扩展，西至嘉陵江上游，与蜀地相邻，北接汉中盆地，成为“周之南土”的重要屏障。西周中期偏晚的《史密簋》铭文记载周王命军队进攻南方反叛部族时，“卢、虎会”参战，其中以白虎为图腾的“虎”族被考证为巴人分支，可见巴国此时已成为周王室在南方的重要军事盟友。
（三）春秋至战国：被迫南迁与疆域收缩（约公元前770年-前316年）
春秋时期，巴国与楚国关系陷入“时敌时友”的复杂状态，疆域随战争胜负不断变动。公元前703年，巴子遣使通过楚国与邓国通好，引发巴楚联军与邓国的鄾地之战（《左传·桓公九年》），此时巴国仍以汉水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公元前611年，巴国与秦、楚联盟灭庸国，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但核心区域仍未完全脱离汉水流域。
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失败于鄾地（《左传·哀公十八年》），标志着巴国在汉水流域的统治崩溃，被迫南迁长江上游及嘉陵江流域，政治中心先后迁至江州（今重庆）、阆中等地。战国时期，巴国在楚国持续压迫下疆域不断收缩，最终于公元前316年因卷入巴蜀战争，被秦将张仪、司马错率军攻灭，巴地设郡，巴方延续而来的巴国历史正式终结。
三、核心史料与考古证据：巴方研究的实物与文献支撑
巴方的研究依赖甲骨文、青铜器等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各类史料共同构建起其历史面貌的完整框架。
（一）甲骨文史料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与巴方相关的记载约20余条，集中于武丁时期，核心内容包括：
• 战争记录：如“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亳（薄）伐，戎（陷）于妇好立（位）”，记载妇好与王协同征伐巴方的战术部署。
• 贡纳关系：“贞巴不其来享”“贞巴其来享”，反映巴方在战败后向殷商王朝履行贡纳义务的史实。
• 方国定位：“巴方”“巴甸”的称谓明确其作为殷商外服方国的政治地位，“甸”字暗示其需向商朝承担农耕贡赋义务。
（二）青铜器与考古遗存
1. 标志性青铜器物：
◦ 商代人面纹青铜钺：陕南安康出土，饰有“花蒂手”巴人图语，体现早期巴方的青铜铸造工艺与族群标识。
◦ 西周《史密簋》：铭文“卢、虎会”为巴人崇虎习俗及参与周王室军事行动提供直接证据。
◦ 战国虎钮錞于：器顶虎形钮造型生动，印证巴人“廪君化虎”的图腾崇拜，是巴方文化延续的重要标志。
◦ 郙王铜剑：河南固始出土，铭文“郙王□自作承锃”中“郙”被考证为“巴”，反映战国时期巴人与楚文化的交融。
2. 关键考古遗址：
◦ 陕南安康巴文化遗址：出土商代至战国时期各类器物数千件，包括虎纹兵器、青铜礼器等，是巴方早期核心区的直接遗存。
◦ 罗家坝遗址：虽以战国巴国遗存为主，但出土的青铜戈、剑等器物与陕南早期巴方器物一脉相承，展现文化延续性。
◦ 宝山文化遗址：汉江上游的商周文化遗存，其器物组合兼具中原与巴人特征，为巴方族群的文化融合提供实证。
（三）传世文献史料
1. 先秦文献：
◦ 《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文公十六年、哀公十八年等条目，记载巴国与楚、邓等国的战争与外交活动，是还原巴方后期转型为诸侯国的核心史料。
◦ 《山海经·海内经》：最早明确记载巴国地理方位与先祖谱系的文献，为族源研究提供基础线索。
◦ 《周礼·职方氏》：提及“四夷八蛮”中的巴地族群，反映巴方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2. 秦汉及后世文献：
◦ 《华阳国志·巴志》：系统记载巴国历史沿革、疆域范围及与周边政权关系，明确“武王封巴”的分封史实。
◦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详细记载廪君五姓部落的形成过程，是巴方族群早期社会组织研究的关键文献。
◦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灭巴国的历史结局，补充巴方最终消亡的史料细节。
四、结语
巴方作为先秦巴国的早期形态，其族源根植于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是殷商时期便已存在的古老方国。甲骨文的战争与贡纳记载、陕南地区的青铜遗存及传世文献的谱系描述，共同印证了这一族群的悠久历史。从殷商时期与武丁的抗衡，到西周时期受封立国，再到春秋以降被迫南迁，巴方的变迁轨迹既是族群适应环境、应对战乱的生存史，也是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文化交融的缩影。其崇虎习俗、独特的青铜工艺及“巴人图语”等文化特质，构成了先秦时期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早期中国方国形态与民族融合提供了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