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是先秦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南地区（以今重庆、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为核心）的古老族群，其建立的巴国在商周至战国时期曾是西南重要方国，与中原王朝、楚、蜀等政权互动频繁。巴人信仰体系因缺乏系统文献记载，长期依赖考古遗存与零星史料互证，其核心特征呈现出“自然崇拜为根、祖先崇拜为脉、巫鬼文化为魂”的三重结构，且始终与族群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及政治需求深度绑定。
一、自然崇拜：
基于生存环境的原始信仰内核
巴人活动区域多山地、江河（如长江、嘉陵江、乌江），气候湿热且自然资源丰富，这种地理环境直接塑造了其以“山川、动物、天象”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相关遗存与记载可通过三重证据确认。
（一）山川与江河崇拜
巴人视长江支流“清江”为母系起源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其中“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长阳清江流域，“掷剑”“浮船”的仪式本质是对山地（生存空间）与江河（交通与渔猎来源）的祭祀，通过自然力量筛选族群领袖，体现山川江河在信仰中的“神性权威”。此外，重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出土的青铜编钟、钲等乐器，其纹饰多刻有山峦轮廓，推测为祭祀山川时的礼器，进一步佐证了山川崇拜的物质载体。
（二）动物崇拜：以“虎”为核心的图腾信仰
“虎”是巴人最核心的动物图腾，这一信仰既有文献支撑，也有明确考古实证。《后汉书》载巴人先祖“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直接表明巴人将廪君（族群始祖）与白虎绑定，视白虎为祖先魂魄的化身，且存在以人祭祀白虎的习俗。考古层面，重庆巫山出土的巴人青铜剑剑柄多铸为虎形，剑身刻有虎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与巴人有文化交流）出土的青铜虎形器，其造型与巴人器物高度相似；湖北荆州出土的巴人陶器上，也发现大量简化虎纹图案。这些遗存共同证明，“虎图腾”是巴人自然崇拜中最核心的符号，且贯穿于兵器、礼器、日常用具中，成为族群身份的标志。
（三）天象崇拜：与农业生产绑定的星辰祭祀
巴人以农业、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对天象的依赖催生了星辰崇拜。虽无直接文献记载，但考古发现可间接印证：重庆忠县㽏井沟遗址出土的巴人陶豆，其盘底刻有“北斗七星”图案；湖北宜昌出土的巴人青铜镜背面，铸有太阳纹与星点纹组合图案。结合巴人活动区域多阴雨天气，星辰（尤其是北斗七星）对导航、农时判断的重要性，推测此类纹饰并非装饰，而是用于祭祀星辰、祈求农时顺遂的象征，体现天象崇拜与生产需求的直接关联。
二、祖先崇拜：
从“廪君”到“巴蔓子”的信仰传承与政治化
随着巴人从部落联盟发展为方国，祖先崇拜从“自然图腾衍生”转向“历史人物神化”，核心是“廪君”与“巴蔓子”两位人物的信仰化，且后者更具政治属性，成为巴人“忠义”精神的象征。
（一）廪君：族群起源的“始祖神”
廪君是巴人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始祖，其信仰源于部落联盟时期的“祖先神化”。除《后汉书》记载的“掷剑浮船”建国传说外，《世本》（辑本）亦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表明廪君与“巫”文化（巴人核心文化之一）同源，其形象兼具“部落首领”与“巫神”双重属性。考古层面，湖北恩施出土的巴人崖葬棺木上，刻有疑似“廪君乘虎”的图案，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剑（与“掷剑”传说呼应），推测为祭祀廪君的遗存，证明廪君信仰已渗透到巴人的丧葬习俗中，成为族群共同的精神源头。
（二）巴蔓子：方国时期的“忠义祖先”
巴蔓子是战国时期巴国将军，其“割头保土”的事迹使他从历史人物升华为信仰对象，体现巴人祖先崇拜的政治化转向。《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蔓子将军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师至，巴国既定，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这一事迹后被巴人传颂，巴蔓子逐渐成为“忠君爱国”的象征，其墓（今重庆渝中区巴蔓子墓）自战国至明清均有祭祀记载，推测战国时期巴国已将其纳入祖先祭祀体系，通过崇拜“忠义祖先”凝聚族群，强化方国统治合法性。
三、巫鬼文化：
贯穿信仰体系的核心仪式与媒介
巴人信仰的显著特征是“巫鬼文化”的深度渗透，“巫”既是信仰仪式的执行者，也是沟通“人、神、鬼”的媒介，这一文化特质在文献与考古中均有明确体现，且与楚文化存在互动，但保持自身独立性。
（一）“巫”的核心地位：仪式执行者与信仰媒介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其中“巫咸”被后世学者考证为巴人巫觋代表（巴人活动区域曾出土“巫咸”铭文甲骨）。“十巫升降灵山”的记载，反映巴人认为“巫”可通过“灵山”（神山）往返于人神之间，负责祭祀、占卜、治病等核心仪式。考古层面，重庆万州出土的巴人青铜“巫觋像”，人物头戴羽冠、手持法器（疑似桃木杖），姿态呈“起舞”状，与文献中“巫舞降神”的记载吻合；湖北荆门出土的巴人竹简（战国时期），记载有“巫占雨”“巫祀鬼”的内容，进一步证明“巫”在巴人日常生活与信仰仪式中的核心作用。
（二）“鬼”的崇拜：与丧葬习俗结合的信仰实践
巴人信奉“鬼”，且认为“鬼”与祖先、自然神灵存在关联，这种信仰直接体现在丧葬习俗中。《后汉书》载巴人“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遂以人祠焉”，将“祖先魂魄”视为“鬼”的一种，且需用人祭祀；《华阳国志》载巴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其稼多稷。旨酒嘉谷，可以养母。’”诗中虽未直接提“鬼”，但“养父”“养母”的表述暗含对祖先“鬼灵”的供奉观念。考古层面，巴人流行“崖葬”（悬棺葬、岩坑葬），如重庆巫山神女溪悬棺、四川珙县僰人悬棺（与巴人有文化传承），棺木多置于悬崖高处，推测为“让祖先鬼魂接近神灵”的仪式；棺内随葬品多为实用器物（如陶器、兵器），少礼器，体现“鬼需用人世之物”的信仰逻辑，与中原“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既有相似，又因“巫鬼文化”而更具原始性。
四、结论：巴人信仰体系的特质与历史意义
综合考古与文献证据，巴人信仰体系是“自然崇拜为基础、祖先崇拜为纽带、巫鬼文化为仪式核心”的有机整体，其特质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实用性”，信仰始终与生存环境（山川江河）、生产需求（天象祭祀）、政治统治（祖先神化）绑定，无脱离现实的抽象信仰；二是“融合性”，既保留西南土著族群的原始崇拜（如虎图腾、崖葬），又吸收中原文化元素（如青铜礼器、祖先祭祀观念），与楚文化存在互动却未被同化；三是“族群性”，信仰符号（虎纹、廪君传说、巴蔓子事迹）始终是巴人区别于蜀、楚、中原族群的身份标志。
巴人信仰体系的历史意义，在于其是西南地区早期族群“精神世界”的鲜活样本——它证明非中原族群的信仰并非“野蛮迷信”，而是基于自身环境与历史形成的有序体系，且通过“巫鬼文化”“虎图腾”等元素，深刻影响了后世西南地区的文化（如土家族的“白虎崇拜”、川渝地区的“巫文化”遗存），成为中国古代多元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