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背景与遗址概况
（一）考察背景
合川钓鱼城作为南宋抗蒙战争的核心军事要塞，以“36年孤城抗蒙”的壮举载入史册。202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钓鱼城遗址大草房文物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不早于南宋淳祐时期的建筑遗迹，结合出土的琉璃构件、灰陶瓦当及铭文考证，确认其为佛教转轮藏经殿；同时，遗迹内出土的“经验熟方”铜印章、中药材铁罐及熬制中成药的作坊遗迹，证实该建筑兼具医疗、医药功能，为研究南宋战争背景下的医僧群体提供了直接考古依据。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医方明”（佛教“五明”之一，即医学知识）成为僧人修行与济世的重要载体。从魏晋南北朝“佛图澄以医术弘法”，到唐代鉴真和尚“携药东渡疗民”，再到宋代释继洪著《岭南卫生方》、少林寺设“药局”抗金，医僧始终以“慈悲济世”为核心，将宗教信仰与医学实践结合，在民间医疗、战时救护中扮演重要角色。钓鱼城转轮藏殿医僧遗迹的发现，正是这一历史传统在战争场景下的具体呈现，填补了南宋军事要塞中“宗教-医疗”互动的研究空白。
二、转轮藏殿医僧相关考古遗存
本次考察以2021年大草房文物点考古成果为核心，结合钓鱼城遗址既往发掘的佛教遗存（如护国寺、摩崖造像），将医僧相关遗存分为医疗器具、药用遗存、功能遗迹三类，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具遗存
1. “经验熟方”铜印章
◦ 出土于转轮藏殿主体建筑东侧，为方形铜质印章，边长约5厘米，印文清晰刻有“经验熟方”四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熟方”指经长期实践验证的固定药方，宋代官方与民间均以“熟方”作为中成药配制的标准依据；而“经验”二字，表明该药方经医僧群体临床实践总结，类似于今天的中成药，具有实用性与权威性。
◦ 该印章为全国目前唯一出土的宋代僧医“熟药所”专用印章，直接佐证转轮藏殿存在系统化的医药配制活动，医僧群体通过印章规范药方使用，体现其医疗活动的专业性与规范性。
2. 中药材储存与炮制器具
◦ 遗迹内共出土12件带盖铁罐，均发现于建筑西侧的小房间（推测为药库），罐内残留中药材粉末（具体种类待进一步检测），罐身有“甘”“辛”等简易刻字，推测为药材性味标注，符合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按性味分类储药”的传统。
◦ 建筑南侧发现3处陶制熬药灶，灶体呈圆形，内径约80厘米，灶壁有明显烟熏痕迹，灶旁出土10余件残破的陶质药罐，罐底残留黑褐色药渣，经初步检测含植物纤维，符合南宋“煎剂为主、丸散为辅”的用药习惯，证实此处为医僧熬制中成药的核心区域。
（二）药用功能相关遗迹
1. 转轮藏殿的“宗教-医疗”布局
◦ 遗址平面呈“前殿后阁”格局：前殿为转轮藏主体（供奉佛经转轮架，已残），后阁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出土佛经残片与佛造像残件，为宗教活动区；西区即上述药库与熬药灶所在，为医疗功能区。这种“宗教空间与医疗空间相邻”的布局，体现佛教“弘法”与“济世”的结合——医僧在诵经弘法之余，可直接开展药材储存、炮制与救治活动，符合宋代寺院“寺医一体”的常见模式（如北宋汴京大相国寺设“惠民药局”，即采用类似布局）。
2. 与护国寺的医疗互动
◦ 转轮藏殿位于钓鱼城核心区域，距离护国寺（钓鱼城主寺）仅800米。此前考古发现，护国寺药师殿前的“龙眼井”为战争时期军民主要水源，而转轮藏殿出土的陶罐残片与护国寺僧房出土的器物风格一致，推测两者在医疗资源上存在联动：护国寺提供基础水源与宗教支持，转轮藏殿专注医药配制与重症救治，形成“主寺-分殿”的医疗协作网络，覆盖全城军民。
三、基于历史上医僧群体功能考查
结合钓鱼城抗蒙战争的历史背景（1243-1279年），及中国佛教医僧的传统功能，从战时救护、防疫治理、精神支撑三个维度，可还原转轮藏殿医僧的具体作用：
（一）战时创伤救治：以“实用医术”支撑军事防御
南宋时期，战争创伤以金疮（刀剑伤）、箭伤、感染为主要类型，医僧的救治能力直接关联守城军民的战斗力。
• 从考古遗存看，转轮藏殿出土的熬药灶与药罐，印证医僧可能配制“金疮药”“止血散”等战时急需药物。参考宋代医僧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中“用蒲黄、五灵脂治金疮出血”的记载，及少林寺药局“行军散”抗金的案例，推测钓鱼城医僧结合巴蜀地区草药资源（如川续断、川芎等当地常见药材），研制出适合山地战争的创伤药方，通过“熟方”标准化配制，快速供应前线。
• 历史记载层面，《合州志》提到钓鱼城“军民数万，伤病者众，寺僧多疗之”，虽未明确指向转轮藏殿，但结合遗址的医疗功能定位，可推断此处医僧是创伤救治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为士兵处理伤口、敷药，还可能为平民治疗因战争引发的骨折、外伤感染等病症，缓解城内医疗压力。
（二）城防防疫治理：以“僧医传统”阻断疫病传播
钓鱼城作为孤城，长期被蒙军围困，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恶劣，极易爆发瘟疫（如南宋常见的“瘴疟”“霍乱”），防疫成为守城的关键环节。
• 佛教寺院自古有“清洁道场”的传统，而医僧更将“防疫”纳入“慈悲济世”的范畴。从转轮藏殿的布局看，药库与熬药区远离宗教活动区，且靠近水源（龙眼井支流），既便于药材清洗，也避免了医药加工对宗教空间的污染，体现医僧“防疫先防污”的意识。
• 结合宋代医僧防疫经验（如释继洪用“青蒿饮”治瘴疟），推测钓鱼城医僧通过两个层面防疫：一是“预防”，即向军民传授“焚烧艾叶驱邪”“饮用草药汤剂增强抵抗力”等方法；二是“救治”，对已感染疫病者进行隔离治疗（转轮藏殿西侧的独立小房间或为隔离区），通过中成药批量治疗，阻断疫病扩散。这与《宋会要》记载的“僧医掌民间防疫，岁无大疫”的社会功能高度契合。
（三）精神与医疗协同：以“宗教信仰”强化抗敌意志
医僧的特殊性在于，其“医者”身份与“僧人”身份相互叠加，既能治疗身体伤病，也能通过宗教信仰缓解军民的战争创伤。
• 转轮藏殿作为佛教建筑，医僧在救治过程中，可能通过“诵经祈福”“讲解因果”等方式，帮助军民缓解恐惧、焦虑情绪——对于重伤无法治愈者，宗教慰藉可减少其痛苦；对于轻伤者，信仰支撑能增强其康复信心，间接提升战斗力。
• 从钓鱼城“36年坚守”的历史事实看，精神凝聚力是关键因素之一。医僧以“护国”（护国寺之名源于佛教“护国思想”）为信仰核心，将医疗救治与“保家卫国”的理念结合，使军民感受到“佛法护佑”的力量，这种“精神-医疗”的双重支撑，成为钓鱼城长期抗蒙的重要精神动力。
四、历史定位与学术价值
（一）历史定位：南宋“战争医僧”的典型样本
钓鱼城转轮藏殿医僧群体，是中国佛教医僧传统在军事场景下的特殊形态：与和平时期“民间寺医”（如大相国寺惠民药局）相比，他们的医疗活动直接服务于军事防御，以“创伤救治、防疫”为核心，具有“战时性、紧迫性”；与官方军医相比，他们兼具宗教身份，能提供“医疗+精神”的双重支持，弥补了官方医疗体系的精神空白。这一群体的存在，证明南宋抗蒙战争中，宗教力量已深度融入军事后勤体系，成为“军民一体”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学术价值
1. 填补考古与历史研究空白此前关于宋代医僧的研究多依赖文献（如《宋高僧传》《岭南卫生方》），缺乏战争场景下的考古实证。转轮藏殿“经验熟方”印章、熬药遗迹等的发现，首次将“医僧-战争-医疗”三者直接关联，为研究宋代僧医制度、战时医疗体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
2. 深化佛教与社会互动的认知该遗迹印证了佛教“护国济世”思想的实践落地：医僧并非脱离现实的修行者，而是主动参与社会危机（战争）的实践者。他们以“医方明”为工具，将宗教信仰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服务，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内涵。
3. 为巴蜀地区医学史研究提供新视角钓鱼城位于巴蜀腹地，医僧的医疗实践必然结合当地药材资源与医学传统（如巴蜀“本草学”）。未来对出土中药材的进一步检测，或将揭示南宋巴蜀地区“僧医草药”的独特体系，补充区域医学史的研究内容。
五、结论
合川钓鱼城转轮藏殿遗迹的考古发现，清晰展现了南宋抗蒙战争背景下医僧群体的存在与价值：他们以转轮藏殿为“宗教-医疗”模式，通过标准化的中成药配制（“经验熟方”印章为证）、针对性的创伤救治与防疫治理，为钓鱼城坚守提供了关键医疗支持；同时，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将医疗服务与精神激励结合，成为守城军民的“双重保障”。
这一群体的历史实践，既是中国佛教“医方明”传统的延续，也是宋代宗教力量深度参与社会危机应对的典型案例。转轮藏殿遗迹作为“战争医僧”的实物载体，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相关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空白，更揭示了古代“宗教、医疗、军事”三者互动的复杂关系，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应对危机的多元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随着出土中药材检测、遗址布局的进一步研究，医僧群体的具体医疗技术、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协作细节等问题，或将得到更深入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