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儒释道三教激荡交融的文化图景中，张商英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官至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以直言敢谏的政声留名青史；同时以“无尽居士”之名深耕禅门，成为禅宗黄龙派嗣法弟子，更以一篇《护法论》为佛教立言，被后世誉为“宋代禅门第一外护”。这位集高官与居士身份于一身的学者，其人生轨迹与思想世界，始终与佛教紧密交织。
从排佛到归佛：
张商英的佛教因缘与悟道历程
张商英（1032—1121），字天觉，蜀州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人，自小便以豪放倜傥著称，早年对佛教秉持鲜明的排斥态度。治平二年（1065年）登进士第后，他首任通川主簿（今四川达州），一次游览佛寺时，见藏经阁内“梵夹金字齐整”，竟愤慨直言“吾孔圣之教，不如胡人之书耶？”，当即萌生撰写《无佛论》驳斥佛教的念头。
这一想法的转变，始于妻子向氏的点拨与佛经的触动。向氏听闻其志后反问：“既言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短短一语令张商英初生疑虑。后来他偶然得见《维摩诘所说经》，读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时，不禁惊叹“胡人之语能尔耶！”，对佛教义理的精妙产生了强烈好奇。向氏顺势劝其“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这份警醒让他“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彻底放下了排佛之心。
张商英的佛教修行并非停留在典籍研读，而是走向了禅宗的悟道实修。元祐六年（1091年），他任江西转运使时，先谒见东林常总禅师，其禅学见解得到禅师印可；后又拜会兜率从悦禅师，起初因禅师身材短小而心存轻视，待一番对话后，方知其禅学造诣深不可测。从悦禅师对他的疑问层层引导，最终使其彻悟禅宗精髓，作偈“鼓寂钟沉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明志，正式成为黄龙派在家嗣法弟子。这次悟道彻底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此后佛教不仅是信仰，更成为其为人处世、理政决策的内在准则。
佛教对张商英的终身影响：
从修身到理政
悟道后的佛教信仰，如同一条主线贯穿了张商英的余生，从个人修身到朝堂理政，均留下了深刻印记。
在个人层面，佛教塑造了他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作为历经五朝的官员，张商英仕途起伏跌宕，曾因直言进谏被贬斥，也因才干卓著两度跻身相位，但他始终以禅者的定力应对荣辱。晚年罢相后，他寓居江津十余年，潜心修持之余，创建石门大佛寺、修缮石佛寺，以“镇水护航”的寺院建设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的理念，其禅诗与题刻中“实际理地不受一尘”的感悟，正是禅学修养的生动体现。他对文殊菩萨信仰尤为虔诚，曾多次朝礼五台山，撰写《发愿文》表达“五体皈依”之心，并著《续清凉传》记录见闻、弘扬佛法，成为居士佛教的核心人物。
在理政层面，佛教“慈悲怀柔”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他的施政风格。早在通川任上，面对渝州蛮夷叛乱，他便摒弃征伐之策，主张“谕以祸福”，亲往劝降首领王衮，展现了佛教“众生平等”思想在边地治理中的实践。升任宰相后，他更是将“仁恕”理念融入政策推行中，针对北宋中后期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问题，力主轻徭薄赋、整肃吏治，试图以“为政以德”呼应佛教“济世利人”的宗旨。史载他“心地善良，总是以慈悲为怀，方便为门，人若有求于他，必定挺身相助”，其“菩萨心肠的丞相居士”形象，正是佛教影响的直接写照。即便因劝谏宋徽宗耽于享乐而遭罢官，他也始终坚守“直道而行”的原则，这份韧性亦源于禅宗“不降其志”的修行底色。
《护法论》：应时而生的“护道之作”
张商英的佛教情怀与思想深度，最终凝结于《护法论》这一经典著作中。这部作品并非空泛的信仰抒发，而是针对北宋社会尖锐的排佛思潮，为佛教正名的“论战之作”。
写作背景：排佛思潮的多重冲击
《护法论》的诞生，直接源于当时双重压力的叠加。一方面，历史阴影的延续——“三武一宗”毁佛事件的创伤尚未消散，佛教界始终面临制度性打压的风险；另一方面，北宋士大夫的排佛浪潮愈演愈烈，以韩愈、欧阳修、李觏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判观点。
这些排佛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异端论”，认为佛教源自“胡人”，与儒家主导的华夏正统文化相悖，如韩愈痛斥佛教“伤风败俗”，视其为破坏伦理的“夷狄之教”；二是“耗国害民论”，指责佛教寺院广占田产、僧尼不事生产，耗费社会财富，欧阳修便在《本论》中批判佛教“使民力耗于无用之地”；三是“违逆人伦论”，认为佛教主张出家修行违背儒家“孝亲敬老”的伦理核心，将寺院生活斥为“弃家离亲”的不孝之举。与此同时，佛教内部也存在部分“伪僧”借佛敛财的乱象，更给排佛者提供了口实，张商英遂以“护法”为己任，写下这篇雄文。
文本概况：篇幅与结构
《护法论》全文约七千余字，未明确划分章节，整体以“破立结合”的逻辑展开：先逐一驳斥排佛论调，再系统阐述佛教的价值，最终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全文语言犀利而不失严谨，既引经据典又贴近现实，因论证有力、思想深刻，被后世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成为宋代居士佛教的标志性文献。
核心思想：三教互补与佛教正名
《护法论》最鲜明的观点，是打破“儒佛对立”的壁垒，提出“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三教互补论。张商英将三者比作“鼎之三足”，指出儒家以“仁义礼智”规范社会伦理，道家以“清静无为”调养身心，佛教以“明心见性”解决生命本质的困惑，三者功能各异却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秩序与人生修养的完整体系。
针对排佛者的核心指责，他展开了精准回应：驳斥“耗国害民论”时，他明确区分了“真僧”与“伪僧”，指出真正的佛教徒“耕而食、织而衣”，践行简朴修行，而借佛敛财的“伪僧”并非佛教本真；回应“违逆人伦论”时，他强调佛教“慈悲济世”“孝亲报恩”的教义，认为佛教倡导的“引导亲人脱离苦难”的“大孝”，实则超越了世俗“养亲”的浅层伦理，与儒家“慎终追远”精神相通；反驳“文化异端论”时，他以历代高僧辅佐君主、安定社会的事例——如佛图澄化解战乱、鸠摩罗什译经弘法等，说明佛教早已融入华夏文化，成为“治世辅政”的重要力量。
结 语
张商英与《护法论》的价值，远超个人信仰的表达。作为大宋宰相，他以佛教理念滋养理政初心，展现了士大夫“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实践智慧；作为禅门居士，他以《护法论》打破思想壁垒，推动了宋代“三教合一”的文化融合。这部七千余字的著作，不仅为佛教在北宋社会站稳脚跟提供了理论支撑，更留下了“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历史启示。从通川初遇佛经的震撼，到庐山悟道的通透，再到朝堂护法的坚定，张商英用一生诠释了：信仰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遁世工具，而是滋养心灵、担当责任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