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宰相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文/道坚
一、生平事迹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唐代名门赵郡李氏，其父李栖筠曾任御史大夫，以刚正闻名。他早年凭借门荫入仕，历任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太常博士等职，因才思敏捷、熟知典章，逐渐崭露头角，却因卷入宰相窦参案，于贞元十一年（795年）被贬为忠州刺史，开启了长达六年的巴渝宦旅生涯。
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继位，亟需整顿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李吉甫因“明练典故，详究理体”被召回朝廷，历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逐步进入权力核心。元和二年（807年），他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在任期间，他主导平定西川刘辟、镇海李锜的叛乱，削弱藩镇势力；整顿吏治，精简冗官，完善考课制度；编纂《元和国计簿》，厘清全国财政与户口，为“元和中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元和九年（814年），李吉甫暴病卒于相位，享年五十七岁，获赠司空，谥号“忠懿”。
后世对李吉甫的评价多聚焦于其政治才干与史学贡献。《旧唐书》称其“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赞其为“中兴之良相”；《新唐书》虽提及他与牛僧孺等“牛李党争”的渊源，却也肯定其“经纬之略，赞襄之益”。现代学者则更注重其在地理学领域的开创之功，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不仅是唐代地理研究的核心文献，更确立了中国古代地理总志的编纂范式，其“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对后世地方志编纂影响深远。
二、忠州六年的功绩
贞元十一年至贞元十七年（795-800），李吉甫在忠州（治所在今重庆忠县）的六年，是他人生中从低谷积蓄力量的关键时期。彼时的忠州地处巴渝腹地，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却成为他践行民本思想、积累地理素材的“试验田”。
在治政上，李吉甫摒弃个人恩怨，与同时被贬为忠州别驾的前宰相陆贽“捐弃前嫌，推心相待”。二人以民为本，共同推行善政：率领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万顷，解决巴渝地区旱涝难题；减免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让历经战乱的忠州民生得以恢复；同时崇儒兴学，修建学堂，教化民风，使忠州从“蛮夷之地”渐成“文风化育之乡”，其政声在巴渝民间广为流传。
更重要的是，忠州的贬谪岁月，成为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图志》的重要铺垫。他在处理地方政务之余，足迹遍布巴渝山水，实地勘察忠州及周边郡县的疆域、山川、物产，同时搜集当地的方志、图册与民间记载。这种“亲力亲为”的考察习惯，让他意识到当时地理文献的零散与混乱——既有记载简略之弊，又多脱离实际政务需求。正是在忠州积累的一手资料与治政感悟，让他萌发了编纂一部“详今略古、经世致用”地理总志的想法，为日后《元和郡县图志》的成书埋下伏笔。
三、《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古代地理总志的范本
（一）编纂背景与成书
元和三年（808年），李吉甫首次罢相后，以淮南节度使身份继续关注全国地理与政务。他深感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藩镇割据导致“版图混乱，疆理不明”，而此前的地理著作如《括地志》《元和郡国图》等或散佚、或简略，无法满足朝廷治理地方、掌控藩镇的需求。于是，他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为目的，耗时数年，整合全国郡县上报的资料、前代地理文献与自身实地考察所得，于元和八年（813年）完成《元和郡县图志》。
该书原名《元和郡县图志》，因每卷均附有地图（称为“图经”），后因北宋时地图亡佚，仅存文字，故又称《元和郡县志》。全书共40卷（今存34卷，缺6卷），以唐代元和年间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按“十道”分区，下辖府、州、县，详细记载了全国10道、47镇、368州（府）、1464县的地理信息，是中国现存最早、体例最完备的古代地理总志。
（二）内容与体例特色
《元和郡县图志》的核心特色在于“详今略古、经世致用”，其内容与体例对后世影响深远：
1. 内容详实，兼顾政务与民生：书中不仅记载各州、县的沿革、疆域（以“四至八到”标注距离，为后世地理志首创）、户口、山川、河流，还重点收录贡赋、物产（如盐铁、矿产、农作物）、兵要厄塞（如关隘、城堡），直接服务于朝廷的财政管理与军事防御。例如，在记载忠州时，既提及“西至涪州三百五十里”的疆域范围，也注明“贡生金、绵布”的地方特产，体现出鲜明的“政务导向”。
2. 体例严谨，确立总志范式：全书以“道-府（州）-县”三级行政区划为脉络，每州先叙沿革，再记地理、户口、贡赋、兵要，层次清晰。这种体例被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直接承袭，甚至明清《一统志》也未脱离其框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3. 史料价值珍贵，补史之缺：书中保留了大量唐代中期的珍贵史料，例如对安史之乱后藩镇辖区的记载，可与《旧唐书》《新唐书》相互印证；对各地山川地貌、古迹遗址的记录，如“龙门山，在（洛阳）县南二十三里，伊水所经”，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地理、历史的重要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部分边疆地区（如陇右、河西）的记载，因这些地区后来被吐蕃占据，其史料更显独一无二。
（三）历史影响
《元和郡县图志》的价值远超一部地理著作，它不仅是唐代“元和中兴”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更奠定了中国古代地理总志的编纂传统：
• 地理学领域：其“四至八到”的疆域标注法、“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成为后世地理志的标准范式，推动中国古代地理学从“记古”转向“实用”，实现了从“地志”到“政书”的功能延伸。
• 史学领域：书中记载的行政区划、户口变化、贡赋制度等，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弥补了正史中地理志的简略之弊，被史学界称为“唐代地理的百科全书”。
• 文化领域：书中对各地古迹、寺庙、风俗的零星记载，也为研究唐代文化、宗教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关于佛教寺庙的记录，便是考察李吉甫与佛教关联的关键依据。
四、李吉甫与佛教：记载中的关注与信仰的隐约痕迹
从现存史料与李吉甫的著述来看，对佛教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与个人文章的表述中。
（一）《元和郡县图志》中的佛教记载
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并未专门设立“佛教”或“寺庙”类目，但在记载各地山川、古迹时，零散收录了十余处佛教寺庙的信息，这些记载多与历史事件、地理沿革相关，体现出他对佛教文化的关注：
• 关联历史的寺庙记录：如记载雍州（今陕西西安）等慈寺，称其为“唐太宗平窦建德处诏立”，并提及虞世南、李百药等名臣为其撰写碑铭，将寺庙与贞观年间的政治事件结合；记载华州（今陕西华县）玉华寺，点明其“原系王宫”，后改为佛寺，反映出唐代“宫寺转换”的文化现象。
• 具有文化标识性的寺庙：如记载扬州头陀寺，强调其是《昭明文选》中唯一收录碑文的佛寺，凸显其文学文化价值；记载齐州（今山东济南）神通寺，提及“符秦时沙门竺僧朗隐居于此”，以高僧事迹赋予寺庙历史厚重感。
• 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佛教元素：在记载长安（今陕西西安）时，李吉甫详细描述隋代宇文恺营建都城的布局：“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象，九五为贵位，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清晰记录了佛教寺庙在古代城市风水规划中的作用，也侧面反映出他对佛教与社会生活关联的观察。
此外，李吉甫在《元和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的姊妹篇，已佚）中，曾将灵岩寺（今山东济南）与栖霞寺（今江苏南京）、国清寺（今浙江天台）、玉泉寺（今湖北当阳）并称为“四绝”，这一评价被后世沿用，可见他对佛教寺庙的文化地位有明确认知。
（二）李吉甫的佛教情感与信仰倾向
相较于《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客观记载，李吉甫的个人文章更能体现他对佛教的态度。在《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中，他详细记载了径山国一禅师法钦的生平与禅宗教义传承，文中明确写道“如来自灭度之后，以心印相付嘱……自达摩三世传法于信禅师，信传牛头融禅师，融传鹤林马素禅师，素传于径山国一禅师”，对禅宗法脉的梳理清晰准确，显示出他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碑铭中自称“归依释流”，意为归附佛教徒的行列，这一表述虽未必等同于严格的佛教信仰，却明确体现出他对佛教的认同与亲近。结合他在忠州时“崇儒兴学”却不排斥佛教文化，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客观记录佛教寺庙的态度来看，李吉甫对佛教的情感更偏向“文化认同”与“精神趋近”——他不似唐代佞佛的帝王或高僧那样痴迷，却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佛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归依释流”的表述，或许正是这种态度的直接体现。
结 语
李吉甫的一生，是唐代中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典型写照：贬谪忠州的六年，他以治政实践积累民生经验，以实地考察奠定地理研究的根基；拜相辅政的岁月，他以谋略助力“元和中兴”，以学识编纂《元和郡县图志》。这部地理总志不仅是他个人才学的结晶，更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里程碑，而书中对佛教寺庙的记载与个人文章中对佛教的态度，又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唐代名相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认知。
从忠州的“为民兴利”到朝堂的“经纬天下”，从地理总志的“经世致用”到对佛教的“文化认同”，李吉甫以其政治才干与学术贡献，成为唐代“中兴”时代的重要注脚，而《元和郡县图志》则跨越千年，至今仍是我们触摸唐代地理、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