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 : 试论古代巴人的性格特征——以巴蔓子为核心

巴人的豪情仗义，在巴蔓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战国时期巴国内乱，巴蔓子为平叛求助楚国，许以“三城”为谢。乱平后楚国遣使索城，巴蔓子坦言：“借楚之威，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遂拔剑自刎，以头颅践行道义。这种“宁舍其身、不背其诺”的决绝，正是巴人侠义精神的极致体现——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道义重于城池、气节高于性命，为维护族群尊严与承诺，可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华阳国志·巴志》对巴人整体性格亦有概括：“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质直好义”四字精准点出巴人性格的底色：他们性情率真、不尚虚饰，将“义”作为为人处世的核心准则。这种“义”既包含对族群的忠诚、对盟友的信义，也涵盖对弱者的扶持、对不公的抗争，形成了巴人独有的侠义风骨。与同时期部分族群“重谋略、轻名节”的处世倾向相比，巴人的“义”更具纯粹性与震撼力，如同巴山蜀水间的磐石，坚定而厚重。

重诺守信是巴人性格的核心特质，也是巴蔓子精神的核心内涵。巴蔓子以头颅兑现承诺的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巴人族群文化基因的自然流露。《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这种“素朴”的民风，决定了他们不擅权谋欺诈，更推崇“言出必行、诺出必践”的诚信准则。在巴人的交往中，口头约定即可成为不可动摇的契约，而违背承诺则被视为最严重的耻辱。

古代巴人生活的川东、鄂西地区，山高水险、交通闭塞，族群生存依赖内部的团结与信任。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巴人“重然诺、轻欺诈”的性格——唯有坚守诚信，才能凝聚族群力量、抵御外部风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及巴人“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汉军愿以巴人为前锋，不仅因其勇猛，更因其守信可靠，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作战指令。巴蔓子的“以头谢城”，本质上是将族群的诚信品格推向极致，用生命证明“诺不可负”的信念，这种品格也成为巴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标识。

巴人的刚勇尚武，既是生存环境的产物，也是文献明确记载的性格特征。《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早在商周之际，巴人便以勇猛善战著称，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他们以歌舞助威、冲锋陷阵，令敌军闻风丧胆。这种“以歌舞临阵”的作战方式，既体现了巴人对自身勇气的自信，也彰显了其不畏强敌的精神气概。

巴蔓子的自刎之举，同样暗含着巴人“宁死不屈”的刚勇特质。面对楚国的威逼，他既不背弃对族群的责任，也不向强权低头，以最壮烈的方式坚守立场，这与巴人“死不旋踵”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华阳国志》还记载巴人“其人半楚，风俗略同”，但相较于楚人的“多智巧”，巴人的勇猛更具“悍烈”之气——他们作战不重迂回谋略，更崇尚正面冲锋、死战不退。这种刚勇并非鲁莽，而是源于对族群的忠诚、对道义的坚守，正如巴蔓子明知自刎是绝路，却依然选择以刚勇之姿维护族群尊严，成为巴人尚武精神的永恒象征。

除了豪情与刚勇，巴人还具备务实坚韧的性格特质，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与生存实践中均有体现。巴人生活的区域多为山地丘陵，自然条件恶劣，《华阳国志·巴志》描述其地“川谷险恶，林薮翁郁，多蝮蛇猛兽”。为适应这样的环境，巴人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务实的生存智慧——他们擅长山地作战、渔猎农耕，在艰难环境中开辟生存空间，形成了“耐苦习劳、不避艰险”的坚韧品格。

这种务实性在巴蔓子的决策中同样可见：他并非盲目赴死，而是在“保城”与“践诺”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最能维护族群利益的方式——以个人之死，既避免了割让城池导致族群利益受损，又以“守诺”之名赢得楚国敬重，“楚王贤其义，厚葬其头”，甚至为巴人赢得了更有利的生存环境。这一决策既体现了巴人的侠义，也彰显了其务实的生存智慧：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在具体应对上则兼顾利弊，展现了“刚而不愚、勇而有谋”的性格侧面。

综合《华阳国志》等古代文献记载与巴蔓子的典型案例，古代巴人的性格特征并非单一维度，而是“豪情仗义、重诺守信、刚勇尚武、务实坚韧”的有机统一。巴蔓子作为巴人精神的代表，其“以头留城”的壮举，将巴人对道义的坚守、对承诺的执着、对勇气的践行推向了顶峰，成为族群性格的“活化石”。这些性格特征的形成，既源于巴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山地险恶造就了坚韧尚武之风，也植根于族群的文化基因——“质直好义”的民风孕育了重诺守信的品格。

古代巴人的性格，是他们在漫长历史中适应环境、凝聚族群的精神纽带，不仅塑造了巴蔓子这样的千古英雄，更影响了后世川渝地区的文化气质。时至今日，“巴蔓子精神”仍被视为忠义诚信的象征，而古代巴人刚健豪迈、坚守气节的性格特质，也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极具辨识度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