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渝鄂湘黔桂这个广泛的边疆地区，是朝廷管辖能力之外的边缘地带，曾经生活过一个势力强大的以侗苗土家为主体的集合民族族群，历史文献称之为飞天蛮。飞天蛮有一个不断发展兼并的历程，杨再思就是这个过程的胜利力量，并受朝廷收编，成为边疆民族融合统一的关键人物。杨再思因为劳苦功高，被后世尊为土主，护佑一方平安，成为中国古老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方保护神。
一、西南边疆部族飞天蛮
（一）族群界定与分布范围
飞山蛮是唐末至宋初活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部族共同体，以侗族、苗族先民为核心，融合了部分汉族、土家族及西南土著部落（如僚、仡佬等）的多族群集合体。其名称源于核心活动区域——湖南靖州飞山（古称“飞山寨”），该山海拔720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成为集合部族的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
从族群分布范围来看，飞山蛮的活动区域呈逐步扩张形态：唐末初期集中于湘西南靖州、会同、通道一带；五代时期经杨再思治理后，势力辐射至黔东南（今凯里、黎平、天柱等地）、桂西北（今融水、三江、龙胜等地）及渝南（今重庆秀山、酉阳、彭水等区县），形成“东抵衡岳，西至滇黔，南接交广，北达辰沅”的广阔空间，与现代湘黔桂渝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高度重合，为后续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地理基础。
（二）社会组织与经济生活
飞山蛮以“峒”（亦作“洞”）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峒”最初是基于山川地理划分的自然村落，后逐渐发展为军政合一的治理单元。每个峒由世袭“峒主”统领，峒内民众耕战结合，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保留渔猎、林间采集传统。在经济形态上，飞山蛮地区以梯田农耕为主，种植水稻、玉米、荞麦等作物，同时擅长纺织、冶铁、木工等手工业，其生产的“峒布”“银饰”在西南地区颇具盛名，成为部族间商贸往来的重要商品。
社会组织层面，飞山蛮实行“峒款制度”（又称“款约文化”），通过部族联盟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规范生产生活、调解矛盾纠纷、组织军事防御，形成“以款联峒、以峒聚民”的治理模式。这种制度既保留了各峒的相对独立性，又通过联盟形式增强了整体凝聚力，这种类似中国古老治理禅让制度的管理系统，使其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得以自保并发展壮大。
（三）历史发展与政权演变
飞山蛮的历史发展与唐末五代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唐朝末年，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减弱，西南各地部族势力崛起，飞山蛮在潘金盛、杨再思等首领的带领下，逐步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当时，马楚政权（以湖南为中心的割据政权）试图扩张西南疆域，与飞山蛮发生多次冲突。公元907年，潘金盛、杨再思分领飞山蛮各部，潘金盛据守飞山主峰，杨再思驻守周边要地，互为犄角抵御马楚集团的进攻。
公元911年，马楚政权派大军围剿飞山蛮，潘金盛战死，部族遭受重创。危急时刻，杨再思审时度势，率残部归顺马楚，获封“诚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南靖州）。杨再思掌权后，采取“联姻结盟、十子分峒”的策略，一方面与周边部族、地方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将统治区域划分为十峒，派十子分掌，强化对各地的治理。这一举措不仅让飞山蛮摆脱了灭亡危机，更使其进入兴盛期，部族人口大幅增长，势力范围持续扩大。
北宋建立后，中央王朝推行“羁縻政策”，对西南边疆部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飞山蛮各部先后归顺宋朝。宋朝保留了飞山蛮的峒主世袭制度，封杨再思后裔为“土官”，管理当地事务，同时通过设立州、县等行政机构，逐步将飞山蛮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体系。此后，飞山蛮各部逐渐与汉族、土家族等民族深度融合，其后裔多发展为现代侗族、苗族、土家族等民族，“飞山蛮”这一称谓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对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与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杨再思：飞山蛮的核心领袖与多民族共同祖先
（一）生平履历与历史功绩
杨再思（860年—954年），字再思，号飞山公，原籍陕西华阴，其先祖因避战乱迁徙至西南地区，融入飞山蛮部族。他自幼聪慧，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青年时期便成为飞山蛮部族的重要首领，与潘金盛共同统领部族抵御外敌。
潘金盛战死后，杨再思成为飞山蛮的最高领袖，其一生的核心功绩集中在三个方面：
1. 保境安民，维系部族存续：归顺马楚后，杨再思利用朝廷册封的合法性，整合飞山蛮各部力量，平息内部纷争，抵御外部侵扰，使诚州地区在五代战乱中独保安定，成为民众避乱安居的“世外桃源”。
2. 拓展疆域，强化区域治理：通过“十子分峒”制度，将飞山蛮的统治范围扩展至湘黔桂渝边境广大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规范赋税制度，推动农业、手工业与商贸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3. 促进融合，推动文化交流：杨再思积极推动飞山蛮与汉族及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引入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文字礼仪，同时保留部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汉蛮交融、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为后续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杨再思历任江淮湖广都钤辖使、龙虎大将军等职，公元954年逝世后，葬于今贵州黎平县长岭岗，其陵墓历经千年修缮，至今仍为当地民众祭祀的重要场所。
（二）十子分镇四方的历史详情
杨再思娶五氏（韩氏、蒙氏、马氏、潘氏、郑氏），共育有十子，分别为杨政隆、杨政滔、杨政修、杨政约、杨政款、杨政绾、杨政岩、杨政嵩、杨政权、杨政钦（又名政俭）。为巩固统治、拓展疆域，杨再思推行“十子分镇”策略，将飞山蛮控制的“十峒”及周边区域分封给十子，让他们各自领兵驻守，独立治理一方，形成“兄弟共治、首尾呼应”的统治格局。
十子分镇的具体区域与历史影响如下：
1. 杨政隆（长子）：驻守靖州飞山主峰一带（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继承父亲核心统治区域，负责协调十子行动，维护部族联盟统一，其后裔多为当地侗族、苗族首领，至今靖州飞山庙仍以其为重要祭祀对象。
2. 杨政滔（次子）：分封于黔东镇远、施秉及渝南秀山等地（今贵州镇远县、重庆秀山县），成为黔东、渝南地区土家族、苗族杨氏始祖。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与重庆地区部族的交流融合，秀山等地的飞山庙多为纪念他而建，其后裔世袭土官之职，对渝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影响深远。
3. 杨政修（三子）：驻守湖南会同、绥宁一带（今湖南会同县、绥宁县），专注于当地农业发展与文化传承，推广中原农耕技术，促进了侗族、苗族与汉族的融合，其后裔在会同县繁衍至今，保留着完整的宗族谱系。
4. 杨政约（四子）：分封于贵州天柱、锦屏等地（今贵州天柱县、锦屏县），强化了飞山蛮对黔东南地区的控制，推动了当地手工业与商贸发展，天柱县至今仍有“杨公庙”供奉其神位，成为苗族、侗族共奉的土主。
5. 杨政款（五子）：驻守湖南通道、广西三江一带（今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深度融入侗族社会，其治理策略与侗族款约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侗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后裔多为侗族寨老、土官。
6. 杨政绾（六子）：分封于广西融水、融安等地（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专注于边境贸易与民族和睦，与广西壮族、苗族部族建立友好关系，促进了湘桂边境的商贸往来与文化融合。
7. 杨政岩（七子）：继承父亲诚州刺史之职，驻守靖州城，统筹管理十峒行政事务，同时拓展势力至湖南怀化、沅陵一带，其治理期间，诚州成为湘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与周边部族民众聚居。
8. 杨政嵩（八子）：驻守贵州黎平、从江等地（今贵州黎平县、从江县），推动了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的开发，黎平县作为杨再思的安葬地，其后裔在此修建飞山庙，将杨再思与杨政嵩共同供奉为土主。
9. 杨政权（九子）：分封于湖南新晃、芷江等地（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县），强化了飞山蛮对湘黔边境的控制，与当地苗族部族联姻结盟，促进了苗族与侗族的融合，新晃县至今仍保留着祭祀杨政权的传统。
10. 杨政钦（十子，又名政俭）：驻守贵州岑巩、玉屏等地（今贵州岑巩县、玉屏侗族自治县），专注于军事防御与交通建设，修建了多条连接湘黔的古道，保障了部族间的联系与商贸通道畅通，其后裔成为当地土家族、侗族的重要族群。
“十子分镇”是杨再思治理策略的核心，通过血缘纽带与分封制度，将飞山蛮的统治范围从湘西南扩展至黔东南、桂西北、渝南等地，形成了“一族分支、多族融合”的分布格局。十子及其后裔世袭土官之职，在各自统治区域内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既保留了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融入了飞山蛮的治理理念，为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土主信仰：从部族祭祀到跨族共享的文化信仰
土主信仰是西南地区多民族共有的民间信仰形态，核心是将对地方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神化，奉为守护一方土地、庇佑民众平安的“土主”，通过建庙祭祀、节庆祈福等形式传承，兼具祖先崇拜与地方守护神崇拜的双重属性。重庆及周边西南地区的土主信仰谱系丰富，既有巴蔓子、李冰等全国性或区域性知名人物，也有赵延之、李镇修等地方贤达，而杨再思作为飞山蛮的核心领袖，凭借其历史功绩，逐渐成为苗、土家、侗等多民族共享的土主信仰对象。
杨再思的土主信仰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实实在在的历史贡献。他执政期间，诚州在五代战乱中独保安定，促进了当地农耕与渔猎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部族间的商贸往来；其“十子分掌十峒”的治理模式，扩大了部族生存空间，也强化了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后裔归顺宋朝后，世袭土官之职，持续维护西南边疆稳定，推动了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些功绩让杨再思从部族首领逐步被神化，成为民众心中“保境安民、促进融合”的象征，最终跻身土主信仰体系，形成跨族群、跨地域的祭祀传统。
四、杨再思土主信仰在苗、土家等族中的传承
（一）多民族共奉的信仰格局
杨再思的土主信仰并非局限于某一民族，而是在苗、土家、侗等西南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形成“一族始祖、多族土主”的独特格局。在苗族聚居区，杨再思被视为带领民众避乱安居、发展生产的英雄先祖，其祭祀活动与苗族的祖先崇拜仪式相结合，融入跳鼓、唱古歌等民族特色；在土家族地区，尤其是渝南秀山、黔东等地，杨再思作为“飞山公”被纳入土家族的神灵体系，与土家族的八部大神、土地神等信仰共存，成为守护村寨、祈福纳祥的重要神祇；在侗族聚居区，杨再思的十子分掌制度与侗族的寨老制、款约文化相融合，其祭祀场所飞山庙常成为侗族村寨的文化活动中心。这种多民族共奉的格局，本质上是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文化缩影。
（二）信仰的传承载体与表现形式
杨再思土主信仰的传承主要依赖祭祀场所、节庆仪式与家族谱系三大载体。在湘黔桂渝边境地区，飞山庙（或杨公庙、令公庙）遍布各地，成为信仰传承的物质核心，部分飞山庙历经千年修缮，至今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信仰的生命力。节庆方面，各地普遍以杨再思农历六月初六生辰和十月二十六日忌辰为重要祭祀日，举办隆重的祭奠活动，苗族的跳花节、土家族的摆手舞、侗族的款会等民族节庆，往往与杨再思祭祀活动相互交融，形成“祭神与娱人”相结合的民俗景观。此外，杨再思的十子后裔在湘黔桂渝多地繁衍生息，通过家族族谱记载其功绩与传承脉络，使土主信仰与宗族文化深度绑定，成为维系族群认同的精神纽带。
（三）官方册封与民间认同
杨再思土主信仰的传播与固化，离不开官方册封与民间认同的双向推动。北宋以来，朝廷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多次对杨再思进行敕封，从威远侯、英济侯到广惠侯、英惠侯，逐步将其纳入官方祀典，赐建飞山庙，确立了其正统祭祀地位。这种官方背书不仅提升了杨再思信仰的权威性，也使其从部族信仰上升为区域公共信仰。而民间层面，民众对杨再思“保境安民、促进融合”功绩的感念，使其信仰根基不断巩固，祭祀活动从部族内部扩展到跨民族、跨地域，形成了“官方推崇—民间响应—信仰强化”的良性循环。这种双向互动，让杨再思土主信仰超越了单纯的民间崇拜，成为维系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关系、促进民族和谐的文化纽带。
五、杨再思土主信仰的当代价值
杨再思土主信仰作为西南地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其当代价值与研究意义深远。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该信仰是研究唐末五代西南边疆民族史、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实物与文献佐证，飞山庙的建筑遗存、祭祀仪式的民俗内涵、族谱中的历史记载，为探讨民族融合、羁縻政策实施、民间信仰传播等课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同时，其“多民族共奉、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特质，为理解西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典型案例。
从当代社会价值来看，杨再思土主信仰所蕴含的“保境安民、民族团结、和谐共生”理念，与新时代民族地区治理、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等目标高度契合。各地通过保护飞山庙古建筑、传承祭祀民俗、挖掘杨再思文化内涵，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认同，更推动了文旅融合发展，为湘黔桂渝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文化动力。此外，该信仰作为多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在维系民族关系、增强区域凝聚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飞山蛮作为西南边疆的历史部族共同体，以“峒”为核心组织单位，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逐步发展壮大，其核心领袖杨再思通过“十子分镇”策略拓展了统治疆域、促进了民族融合。杨再思凭借保境安民的历史功绩，从部族首领演变为苗、土家、侗等多民族共享的土主信仰对象，其信仰既体现了民间对英雄人物的感念，也反映了官方治理与民间认同的双向互动。这一历史脉络与文化现象，不仅是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生动缩影，更为当代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值得在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中持续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