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土主信仰研究
——以璧山神信仰为例
文/道坚法师
土主信仰是巴蜀地区民间信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与民众精神寄托。其以“一方境主”为核心特质，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多样性与时代性。重庆作为巴蜀文化圈的重要枢纽，土主信仰尤为盛行，其中璧山神赵延之信仰凭借官方册封与民间崇信的双重推动，成为跨区域传播的典型范例。本文通过界定土主信仰的内涵，梳理巴蜀地区土主神祇谱系，系统考证璧山神赵延之的生平事迹与文献记载，追踪其信仰流布轨迹，调查相关遗迹现状，以期揭示重庆土主信仰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一、土主信仰的内涵界定
土主是巴蜀民间对“境内主神”的尊称，指在特定地域内具有重大影响、被民众神化的人格神或自然神化身，核心职能是保境安民、护佑风调雨顺与五谷丰登。作为地方性神灵，土主信仰具有三大核心特征：
其一，民间性与功利性。土主信仰源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敬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祭祀活动多由民间自发组织，信仰实践直接关联农事丰歉、身家平安等现实需求，正如明人杨治在《重修土主祠祀》中所言，土主“为一方保障”，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依托。
其二，地域性与多样性。土主信仰与地方历史紧密绑定，神祇多为对当地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或为勤政爱民的地方官，或为抵御外侮的英雄，或为造福一方的先贤，形成“一地一主”的多元格局。相较于土地神的狭小辖域，土主的信仰辐射范围更广，可涵盖一乡、一县乃至数县。
其三，时代性与融合性。土主信仰起源较早，宋代已出现明确“土主”称谓，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部分信仰延续至今。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道教、佛教文化元素，神格职能从单一保境向送子、祛病等多元拓展，形成兼容并蓄的信仰体系。
需明确的是，土主与土地神并非同一概念：土地神辖域狭小、职能单一，而土主作为“境主神”，不仅管辖范围更广，且兼具军政护佑、水旱调节等多重职能，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更为尊崇。
二、巴蜀地区土主信仰的神祇谱系
巴蜀地区土主信仰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神祇来源多元，涵盖历史名人、地方官员、神话人物等，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信仰体系。以下为主要土主神祇分类梳理：
（一）历史名人型土主
这类土主多为功绩卓著的历史人物，因德行或功绩被民众长期缅怀并神化：
• 巴蔓子：战国时期巴国将军，以“自刎谢楚、保全国土”的忠义之举闻名，被忠县民众尊为土主，建有巴王庙（原土主庙）供奉；
• 张飞：三国时期蜀汉名将，阆中民众感其忠义，立庙奉祀为土主，宋代起正式列入地方祭祀体系；
• 陈寿：西晋史学家，南充籍名人，因其文学成就与品德声望，被当地奉为土主；
• 严颜、邓艾：三国时期历史人物，井研县土主庙以二人为主祀神祇，彰显地方对忠义历史的尊崇。
（二）地方官宦型土主
此类土主多为任职期间政绩显著、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离任后被民众立庙祭祀：
• 赵延之：唐代巴川县令、合州刺史，因平定夷寇、保境安民，后修道成仙，成为重庆璧山、合川、铜梁等地共同尊奉的土主，即璧山神；
• 李镇修：唐代巫山县令，任职期间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巫山县土主；
• 李继贤：唐代洋州刺史，通江县土主祠以其为主祀，彰显民众对贤官的感念；
• 韦皋：唐代西川节度使，彭县濛阳土主庙奉其为土主，纪念其治理蜀地的功绩。
（三）神话传说型土主
这类土主源于民间神话或自然崇拜，神格带有较强的想象色彩：
• 五龙神：江安县土主信仰的核心神祇，被视为掌管水利、调节雨旱的自然神化身，宋理宗赐额“安济庙”，纳入官方祭祀体系；
• 姚苌：十六国时期后秦开国皇帝，彭县铁峰土主庙将其奉为土主，融合了地方传说与历史记忆；
• 大黑天神：部分土主庙将其纳入供奉体系，兼具土主与佛教护法神的双重属性，体现信仰融合特征。
（四）移民关联型土主
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移民将原籍信仰神祇带入巴蜀，成为新居地土主：
• 许逊：晋代道教人物，江西籍移民将其奉为土主，在四川多地建有供奉庙宇；
• 张七相公：唐代传说人物，湖广籍移民将其尊为土主，成为维系移民社群的精神纽带。
三、璧山神赵延之的生平与文献记载
（一）赵延之生平考述
赵延之的生平轨迹可分为“为官”“修道”“成神”三个阶段，其形象从地方官员逐步升华为跨区域信仰的神祇：
• 任职理政阶段：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赵延之出任巴川县令（今重庆铜梁、璧山一带），兼任南镇军兵马使。当时资泸夷贼频繁寇掠县境，百姓深受其害，赵延之主动领兵讨伐，凭借卓越军事才能击退贼寇，保全一方平安。因平叛有功，朝廷升任其为合州刺史，兼渝、合、资、泸等州经略安抚使，统筹区域军政事务，成为镇守川东的重要官员；
• 修道归隐阶段：任期满后，赵延之无心仕途，辞官归隐于璧山茅莱山恭天洞（又称恭天观），潜心修习道教功法，传说其得“玄门正宗修炼之术”，最终证道成仙；
• 神化册封阶段：唐代咸通二年（861年），夷贼再次攻逼州城，危急时刻民众向赵延之灵位祈祷，贼众竟不战自溃。朝廷闻讯后，册封赵延之为“威烈侯”，正式将其纳入官方祭祀体系。北宋至南宋时期，朝廷多次累加册封，先后赐封“威济侯”“威济显佑侯”“英显广利协济公”等爵位，最终进封“显应王”，神格地位不断提升。
（二）相关文献记载梳理
赵延之的事迹与璧山神信仰的发展，在正史、地方志、文献辑稿中均有记载，形成较为完整的史料链：
• 官方文献：《宋会要辑稿·礼二十》明确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为赵延之庙宇赐额“普泽庙”，将其纳入国家祀典；南宋各朝册封诏书虽未完整留存，但《宋会要》《宋史·礼志》中均有相关册封记录，印证其官方认可的神祇地位；
• 地方志乘：明刘大谟、杨慎编纂的《四川总志》卷九记载“壁山（今璧山）西南十五里茅莱山，上有唐刺史赵延之庙”；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道光《重庆府志》及乾隆、嘉庆、同治年间的《璧山县志》，均详细记载了茅莱山普泽庙的位置与赵延之的功绩，明确其“璧山神”的地方主神身份；
• 学术与笔记文献：杜光庭《录异记》、孙光宪《北梦琐言》中，早有关于壁山神的记载，提及“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反映唐末五代时期壁山神信仰已初具规模；现代学者康文籍在《宋代四川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中指出，壁山神原为唐代山神，宋代附会赵延之事迹后，成为兼具自然神与人格神属性的复合神祇。
四、璧山神赵延之信仰的流布与影响
（一）流布范围的拓展历程
璧山神信仰的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以重庆为核心、辐射西南多省的信仰网络：
• 核心区域奠基期（唐至北宋）：信仰以璧山茅莱山普泽庙为中心，覆盖今重庆璧山、铜梁、合川、巴南等地，成为川东地区的主流民间信仰。这一时期的传播主要依赖民间口碑与地方官绅的推动，庙宇多为地方自发修建；
• 跨区域扩散期（南宋）：南宋面临外敌入侵的严峻局势，朝廷多次册封赵延之以“激励民心、抵御外侮”，使璧山神信仰获得官方推广的契机。信仰范围迅速扩大至整个四川盆地，同时传入云南、贵州北部地区，今贵州遵义等地当时已建有璧山神庙；
• 全域巩固期（元明清）：尽管元代璧山神事迹逐渐模糊，但其“土主”身份被广泛认可，成为巴蜀地区共同尊奉的神祇。明清时期，随着移民运动的推进，璧山神信仰与移民文化结合，在四川、重庆各地的土主庙、三圣宫（川主、土主、药王组合）中占据重要地位，大足石刻眠牛石第6号龛的“三圣造像”中，土主即被认为是璧山神形象。
（二）信仰影响的多维呈现
• 对民间信仰体系的影响：璧山神信仰推动了巴蜀地区“土主-川主-药王”三圣信仰组合的形成，泸县、大竹等地的三圣宫均将璧山神列为土主代表，大足宝顶山香会的参拜唱词中，常有“川主土主药王尊”的颂语，使璧山神成为区域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地域文化的塑造：璧山神信仰成为璧山得名的文化渊源之一，茅莱山普泽庙被视为璧山“历史文化名片”，围绕赵延之的传说故事、祭祀习俗，融入地方民俗生活，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
• 对社会凝聚的作用：在历史战乱与灾害频发时期，璧山神“保境安民”的信仰内核，成为凝聚民众情感、稳定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祭祀活动则成为地方社群的重要公共事件，强化了地域认同与集体记忆。
（三）相关寺院与祭祀场所分布
历史上供奉璧山神赵延之的寺院以“普泽庙”为核心名称，同时多以“土主庙”“璧山庙”等名义存在，主要分布于以下区域：
• 重庆地区：璧山区大兴镇茅莱山普泽庙（祖庭）、铜梁区土主庙、合川区土主庙、巴南区土主庙、大足区部分三圣宫，其中茅莱山普泽庙是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的祭祀场所；
• 四川地区：彭县、郫县、仪陇等地的部分土主庙，泸县、大竹等地三圣宫中的土主殿，均曾供奉赵延之或璧山神形象；
• 云贵地区：云南北部、贵州遵义等地的古代璧山神庙，虽多数已无存，但地方志中留有相关记载，印证其信仰传播的广度。
五、璧山神信仰相关遗迹现状
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与历史变迁，璧山神信仰的相关遗迹大多已遭损毁，但仍有部分遗址与遗存得以保留，主要集中在重庆地区：
• 璧山茅莱山普泽庙遗址：作为璧山神信仰的祖庭，原庙为四合院布局，设有土主殿、玉皇殿、药王殿等建筑，现仅存破败遗址与部分残存石柱，墙壁壁画已斑驳模糊，仅能辨识大致轮廓。近年在庙后山崖发现罕见石刻仙女菩萨像等遗存，成为研究该信仰的重要实物证据；
• 大足石刻相关造像：大足眠牛石石刻第6号龛的“川主、土主、药王”三圣造像，虽经后世妆金修缮，但仍保留清代早期风格，其中土主造像被推测为璧山神形象，是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图像遗存，为研究信仰传播提供了视觉佐证；
• 其他零星遗存：重庆合川区、铜梁区等地的部分古土主庙遗址，虽主体建筑已毁，但仍有碑刻、基石等遗存散落民间，部分地名（如土主镇、土主岭）仍保留着信仰相关的历史印记；南川区普泽寺（原名偏佛寺）始建于宋代，曾供奉赵延之，现存大雄宝殿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的相关建筑。
总体而言，璧山神信仰的实物遗迹现状较为严峻，多数庙宇仅存遗址，完整建筑极少，相关遗存的保护与整理工作亟待加强。
结 论
重庆土主信仰作为巴蜀民间信仰的重要分支，以其鲜明的地域性与多样性，承载着区域历史记忆与民众精神诉求。璧山神赵延之信仰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唐代地方官员到宋代官方册封神祇，再到跨区域传播的土主信仰核心，其发展历程既是民间信仰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融的缩影。尽管相关遗迹多遭损毁，但璧山神信仰仍以地名、民俗、传说等形式留存于西南地区的文化肌理中。深入挖掘土主信仰的历史内涵，保护相关文化遗存，对于传承巴蜀地域文化、丰富民间信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未来仍需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厘清璧山神信仰的传播细节与文化影响，为地域文化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