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未识别民族和由古代迁移到周边国家的华夏族，印度东北七邦的蒙古人种族群，对最古老的那加兰人的研究，前后我关注了十多年，查阅过大量资料，可惜没有机会深入那加兰人族群生活地区，颇为遗憾。那加兰人作为印度东北部的独特族群，印度古籍《摩诃婆罗多》等称之为那伽人。那伽，梵文就是龙或者蛇的意思，人们一般称其龙的传人。与其相邻的阿洪姆人的历史文献，对他们一些不完整的历史记载。直到19世纪英国人的记录中，他们才被世人所关注。通过对那加兰人的民族语言习俗、传说诗史等梳理，可以认定他们是从中国西北地区迁移入蜀，再通过云南、缅甸最早到达印度的华夏民族，与印度称之为龙的传人完全契合。
一、那加兰人的语言属汉藏语系
语言是族群起源最忠实的“活化石”，那加兰人的语言体系为其族源追溯提供了语言学依据。那加兰各部落语言虽存在方言差异，但均归属汉藏语系库基-那加语族，与藏缅语支存在显著的亲缘关系。以帕乔-克亚姆纽昂语（Patsho Khiamniungan）为例，其语音系统包含4个音位声调（高平/55/、中平/33/、高降/52/、低平/31/），拥有丰富的复元音（如iau、uai等三元音）和辅音组合，这种声调特征与语法结构，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景颇语、羌语等汉藏语系语言明显属于同源语系。
值得注意的是，那加语中“龙”的发音为“Long”，与汉语“龙”的读音一样，而“那加”（Naga）一词的蛇龙双重内涵，在古汉语中亦能找到对应——甲骨文中“禹”字作“虫”形，与“巳”（蛇）同字，夏族以龙蛇为核心图腾，后逐渐演化为“龙”的象征。这种语言符号的跨地域流布，说明那加兰人的祖先与华夏先民共享着原始汉藏语系的文化基底，其语言发展轨迹印证了从传说从中国北方向南迁徙的历史进程。
二、龙蛇图腾与文化传承
那加兰人的传统服饰承载着浓厚的族群记忆，其纹样、形制与装饰细节，处处可见与中国古代族群的文化关联。男性传统披肩“姆豪舒”常以黑白为主色调，中位带绘有蛇形纹路、虎象图案及兵器符号，其中蛇形纹样与三星堆K3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龙形器螺旋纹造型异曲同工，象征着对“那加”（龙蛇）图腾的崇拜。女性围裹裙与披肩的几何纹样，与彝族织锦的菱形纹、羌族挑花的回纹存在工艺上一致，这种纺织技艺的相似性，指向了古代西南地区纺织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在身体装饰方面，那加兰人延续着古老的穿耳扩耳习俗，男女在12-16岁行成年礼时，佩戴象牙或硬木制成的耳栓，耳孔直径可达1.2-1.8厘米，这与三星堆“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直径约1.5厘米的打磨光滑耳孔一样，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元素。此外，孔雅克部落的纹身习俗中，龙蛇纹样的刻画与哀牢夷“刻画龙纹”的记载高度契合，而服饰中的长尾装饰，既与哀牢夷“衣后著十尾”的习俗相似，又以模仿蛇尾的形式呼应“那加”龙蛇崇拜，成为族群文化传承的载体。
三、龙蛇崇拜与始祖传说
那加兰人的习俗与信仰体系，是族源追溯的核心线索，其龙蛇图腾崇拜、始祖传说与中国古代族群存在高度契合。“那加”（Naga）作为族群名称，本身就是蛇龙的象征，部落村寨中心的“龙柱”以整木雕刻，柱身螺旋纹象征龙鳞，顶端雕蛇形头部，与三星堆青铜龙形器的造型一脉相承，二者均将龙蛇视为族群的守护者与生命之源。这种龙蛇崇拜，与华夏文明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哀牢夷“九隆神话”（龙子为始祖）、彝族的蛇神信仰等，共同构成了东亚-南亚龙蛇图腾的文化圈，那加兰人的信仰正是这一文化圈的范围。
在始祖传说方面，那加兰人广泛流传“祖先从中国北方高山迁徙而来”的口述史，部分部落的葫芦诞祖传说提及“中国云南洪水逃难”的情节，与华夏民族“大禹治水”“伏羲女娲避水创世”的神话叙事结构一致。而奥祖库姆氏族的犀鸟始祖传说，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鸟类图腾信仰（如彝族鹰图腾、傣族孔雀图腾）同属万物有灵崇拜体系，这种传说类型的相似性，反映了古代族群在迁徙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的保留与演变。此外，那加兰人祭祀时供奉食物、祈求祖先庇佑的仪式，与羌族祭祖、哀牢夷祀龙的信仰，均体现了对祖先与自然神灵的敬畏，是原始信仰的共同传承。
四、那加兰人创世神话与始祖传说
那加兰人的创世神话与始祖传说，不仅叙事逻辑与华夏文明高度契合，留存的口传历史片段更强化了这种文化联结。部分部落传唱的始祖史诗中记载：“坦宇（Tenyu）引众涉洪波，劈山开道定家园，龙蛇为卫佑子孙”，其始祖名称读音与汉语“大禹”发音一致，而“涉洪波、定家园”的事迹，与《尚书·禹贡》“禹疏九河，陂九泽，度九山”的记载类似，二者均以“救世英雄”为核心形象，承载着族群对祖先开拓精神的敬仰。在创世神话中，流传最广的葫芦诞祖传说有明确口传原文：“云南洪涛起，兄妹得蛙示，葫芦藏其身，破葫出族人，龙蛇绕其居”，这与华夏“伏羲女娲躲葫芦避水创世”的传说在核心情节与地理指向性上完全一致，“云南”这一地理坐标更直接印证了其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渊源。这种名称、事迹与原文细节的多重印证，对于研究族群迁徙中对原始神话的留存，为族源同源提供了直接佐证。
五、迁徙传说与史料印证
那加兰人的迁徙传说虽多为口传，却有清晰的地理线索与部分文献印证，明确指向中国起源的南迁路径。唐库尔（Tangkhul）部落的迁徙史诗中传唱：“吾祖居于黄河谷，日不落之沃野，洪泛与战乱至，西迁与掸人共处，复向西南行，止于钦敦江畔，终抵那加群山”，这段口述史料精准标注了从黄河流域到云南、缅甸，再到印度东北部的迁徙路线。另有部落传说提及：“长城筑，吾族离华夏，避祸向南行，经滇缅之境，立石于马赫尔，以记迁徙路”，点出了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时期的族群迁徙背景。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亦记载，阿萨姆边境山地族群“状类西南华夏”，其描述与那加兰人的体质特征、信仰及迁徙传说形成互证，进一步确认了其从中国北方经西南南迁的历史轨迹。
六、节日民俗与景颇族文化类似
那加兰人的传统节日与民俗，与中国景颇族存在显著的文化亲缘，折射出二者共同的历史文化基底。那加兰人最隆重的塞克雷尼节为期十天，节日期间族人传唱的祈福歌谣中唱道：“聚于寨心祭先祖，执刃而舞驱邪祟，共饮米酒祈丰年”，其集体祭祀、刀舞祈福的核心仪式，与景颇族目瑙纵歌节“齐跳目瑙舞，祭祀司岗里，共庆五谷丰”的习俗高度契合。二者均以大规模集体歌舞为核心，族人身着盛装齐聚广场，通过统一舞步强化族群认同，节日中必备的烟熏猪肉、米酒等食物也存在共性。在民俗细节上，那加兰人节日中挥舞刀具的舞蹈动作，与景颇族“刀舞”的军事文化内涵一脉相承，均源于古代部落狩猎与防卫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塞克雷尼节中“青年交换饰品、长老传授古训”的环节，与景颇族目瑙纵歌节的社交功能完全一致。这种节日与民俗的深度相似，是二者同属汉藏语系族群、共享西南地域文化基因的直接体现，印证了那加兰人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
七、部落治理与禅让制的关联
那加兰人的传统部落治理模式，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治理体系，但他们的原始部落民主特征，与中国古代禅让制存在高度的契合，共同源于原始社群的治理智慧。那加兰人各部落以村落为单位，由长老会集体议事决策，安加米等部落实行民主制，首领通过族群公推产生，这种“集体参与、选贤任能”的治理模式，与中国上古三代禅让制“部落联盟会议推举贤能”的核心原则一脉相承。二者均依托习俗法而非成文法律运行，长老会与部落联盟会议分别作为治理核心，体现了原始社群“以公为先、以贤为尊”的政治理念。
从治理目标来看，那加兰人部落自治以保障族群生存、维护领地权益为核心，通过长老调解纠纷、协调生产协作，维系部落内部稳定；而禅让制以统筹部落联盟事务、带领族群应对灾害为目标，二者均强调领导者的责任与能力，而非血缘世袭。这种治理模式的相似性，并非跨地域影响的结果，而是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印证了那加兰人与华夏先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同步性，进一步支持了其同源族群的可能性。尽管随着社会发展，那加兰人的部落治理融入了现代元素，中国禅让制也被世袭制取代，但二者留存的原始民主基因，成为族群同源的重要文化符号。
八、族群源于华夏的龙蛇传人
综合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神话传说与治理模式的多重证据，可以证明那加兰人并非单一族群的直接后裔，而是以中国古代北方汉藏语系族群为主体，融合西南地区土著文化，经长期南迁形成的复合型族群，其本质是华夏文明圈向外辐射的文化产物。“那加”（Naga）的龙蛇双重内涵、与汉语“龙”的发音对应、三星堆与哀牢夷的文化符号呼应，加之创世神话的佐证与景颇族节日的同源关系，共同证明其“龙的传人”的身份。
从迁徙路径来看，那加兰人的祖先最初生活在中国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区域，与古羌人、古蜀人共享汉藏语系基底与龙蛇图腾信仰；后随族群迁徙南下，经云南、缅甸一带停留发展，吸收了哀牢夷、景颇族等西南族群的文化元素，最终于定居印度东北部那加兰山区。
那加兰人的族源探析，不仅揭示了其与华夏文明的深厚渊源，更展现了古代亚洲族群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宏大图景。作为“龙的传人”的一支，那加兰人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留存了汉藏语系族群迁徙发展的活态样本，为研究跨地域文化传播、族群演化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发展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