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岩文苑 | 宋代真歇清了禅师籍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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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歇清了禅师(1088—1151),俗姓雍,号真歇,又称寂庵,是两宋之际曹洞宗高僧、普陀山禅宗始祖,其禅净双修思想对中国佛教乃至日本曹洞宗影响深远。关于他的籍贯,传世文献多载“左绵安昌”,但因古今行政区划沿革变迁,需结合史料记载、地理关联与治所沿革考据,方能明确对应今天的具体方位。


一、文献记载的“左绵安昌”


关于清了禅师籍贯,需要根据文献与史志记载,一致认为是左绵安昌:


(一)僧传与塔铭记载


最具权威性的记载来自其同时代高僧天童宏智正觉所撰《崇先真歇了禅师塔铭》曰:“师讳清了,道号真歇,姓雍,左绵安昌人”。此塔铭为禅师圆寂后不久所撰,正觉禅师与清了禅师交往密切,所述籍贯被《明州天童景德禅寺宏智觉禅师语录》《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等文献收录,流传有序。


宋代禅宗史典亦多沿用此说:《嘉泰普灯录》卷九、《五灯会元》卷十四均载其“左绵安昌(四川)人,俗姓雍”,并明确其嗣法丹霞子淳的传承脉络。后世佛教文献如《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普陀山佛教网》等,或载“左绵安昌”,或述“四川安县东北”,均与核心史料一脉相承。


(二)地方史志印证


清代地方史志进一步佐证了禅师与当地的关联:乾隆《安县志·人物》直书“真歇清了禅师,邑人”,同治《直隶绵州志·仙释》亦在安县下载录其事迹,明确将其归入本地名人之列。这些志书编纂时参考了地方档案与前代文献,是地域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印证了“左绵安昌”与现在安县的隶属关系。


二、“左绵安昌”的古今对应


“左绵安昌”作为古地名,需拆解其地理内涵、山水关联及行政区划沿革,方能定位今天的地理方位:


(一)“左绵”与左绵山


“左绵”是古代绵州(今四川绵阳)的雅称,其由来可追溯至西晋左思《蜀都赋》“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原指蜀地东北部向巴中绵延的地理特征,“绵”本为动词“绵延”之意。隋代设绵州后,因州治位于成都东北,契合古代“坐北朝南、左为东”的方位传统,“左绵”遂成为绵州的文人雅称,经杜甫“左绵公馆清江濆”等诗句影响,成为绵阳地域文化的重要代称。


左绵山即绵阳城北的绵山,自四川江油发脉延绵百里至涪江岸边,海拔约400米,被文史研究者誉为“绵州一州主山”,唐代越王李贞曾在此修建越王府与越王楼地标。“左绵”作为地域雅称,与左绵山作为区域主山形成文化呼应,二者共同确定了禅师出生地的大区域范围——古时绵州,今之绵阳地区,体现了地域名称与自然地理的高度吻合。


(二)“安昌”与安昌河


“安昌”在宋代为绵州龙安县下辖聚落名称,其得名与安昌河的地理密不可分。安昌河作为涪江右岸重要支流,发源于安州与北川间的茶坪山,由苏宝河、茶坪河在安昌镇汇流而成,流经黄土、花荄等镇后注入涪江,主河道长95千米,流域面积达1180平方千米。该河河谷平坦、灌溉便利,唐代贞观元年便建有云门堰等水利工程,且历史上为重要运输航道,安昌聚落因依河而兴,形成“以河为名、依河而居”的地理格局,这也解释了“安昌”作为聚落名称的自然渊源。


从行政区划沿革来看,宋代“龙安县安昌”的核心区域即今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两地相距古时龙安县治所(今北川县永安镇向阳村)仅约8千米,地理一脉相承。其隶属关系虽经变迁——明代龙安县并入安县,2009年安昌镇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但核心区域始终未变,与安昌河的地理关联也延续至今。


(三)安州治所沿革


安州作为禅师出生地所属的重要行政建制,其治所变迁为地理定位提供了关键坐标。安州之名始于元中统五年(1264年),由石泉军升格而来,最初治所设于今北川县永安镇向阳村(古时龙安县故城),辖石泉县及原龙安、神泉县地域。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安州降为安县,治所迁至安昌镇,此后安昌镇长期作为安县政治中心,直至2002年安县治所迁往花荄镇,2016年原安县撤县设为绵阳市安州区。


宋代禅师出生时,“安昌”虽为龙安县属地,但龙安县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已划入石泉军管辖,而石泉军后升格为安州,治所与龙安故城同址,这使得“安昌”与安州在行政史上形成紧密关联,进一步印证了“左绵安昌”隶属于今绵阳地区的行政渊源。


(四)出家地圣果寺


清了禅师出家地进一步印证了籍贯的方位。文献载其11岁依龙安县圣果寺清俊禅师出家,该寺旧址在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距安昌镇仅十余千米,符合“家在离寺庙不远之地”的记载。圣果寺作为宋代龙安县重要古刹,其选址与信众分布必然与安昌聚落及安昌河流域的人口聚居区紧密相关,禅师幼年就近出家,侧面印证其出生地就在安昌一带。


三、结论:


综合文献记载、山水关联与行政沿革考据,可得出明确结论:真歇清了禅师的籍贯为宋代绵州龙安县安昌,对应今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


这一结论的核心依据在于:其一,《崇先真歇了禅师塔铭》等核心文献明确“左绵安昌”为其籍贯,地方史志予以佐证;其二,“左绵”作为绵州雅称与左绵山形成地理文化呼应,“安昌”作为聚落与安昌河存在依存关系,共同框定了地域范围;其三,安州治所的历史变迁串联起龙安、安昌的行政关联,印证了宋代“龙安县安昌”与今日安昌镇的地理传承;其四,出家地圣果寺的方位与安昌镇紧密相邻,形成完整的地理逻辑链。


禅师出生地的考据,不仅厘清了历史地名、山水与行政建制的古今对应关系,更揭示了其早年成长环境与蜀地自然地理、佛教文化的深厚渊源。作为从绵阳安昌走出的佛教高僧,其禅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左绵地域文化的滋养与安昌河流域的人文积淀,而这一考据结果也为研究宋代蜀地佛教传播、禅宗发展及地域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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