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巴蜀大地的人文精神，我思索再三，答以诸子百家的智慧传承，特别是杂家的实用主义，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都是好猫的现实主义情怀，就是巴蜀的人文精神。从尸子入蜀，到吕不韦及其门客被逐入蜀，乃至汉代杂家代表人物刘安父亲刘长被发配蜀地，巴蜀大地与杂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诸子之杂家，以“兼儒墨，合名法”的兼容实用特征，成为整合诸子思想、研究梳理诸子学说并经世致用的重要流派。尸佼，这位活跃于战国中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虽籍贯尚有争议，却因晚年避祸蜀地、著书立说，成为巴蜀杂家的先驱者。他所著《尸子》，既是杂家思想的早期典范，又因孕育于巴蜀之地的人文土壤，兼具思想创新性与地域文化特色，对后世哲学、政治、文学乃至文化认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析。
尸佼本是商鞅的老师，一生始终与时代变革相伴，而蜀地的隐居岁月，成为他思想沉淀与著作诞生的关键时期。据考，尸佼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卒于公元前330年，多认为其籍贯为魏国曲沃，亦有鲁人、楚人之说。早年他身处魏国，恰逢各国变法革新之期，结识了胸怀变革理想的商鞅，二人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交集。公元前360年，尸佼随商鞅入秦，成为商鞅变法的核心智囊，商鞅推行变法、制定法令、治理民众的诸多举措，均有尸佼的谋划与助力，其思想中法家变革、明法重治的核心理念，也在此期间逐渐成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因触动旧贵族利益被处死，尸佼恐遭株连，辗转逃离秦国，最终归隐蜀地。彼时的蜀地，虽远离中原诸子争鸣的江湖纷争，却有着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质——既保留了巴蜀本土的自然崇拜与民生智慧，又因秦蜀交通的渐通，吸纳了中原诸子的思想养分。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为尸佼提供了潜心著书的绝佳环境。在蜀地隐居的近十年间，尸佼摒弃朝堂纷争，整合毕生所学与治世经验，结合诸子学说理论，著成《尸子》一书，最终于公元前330年病逝于蜀地，安葬于此。裴骃《史记集解》援引刘向《别录》的记载，明确了其“卒葬蜀地”的史实，也让尸佼与巴蜀文化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渊源，成为巴蜀大地孕育的中国第一大实用学派杂家先驱。
作为尸佼思想的《尸子》一书，虽历经散佚与辑补，却依然留存了其思想的精髓，展现了杂家“兼容诸家、务实致用”的核心特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尸子》原本共20篇，约6万余言，其中19篇论述道德仁义、治国理政等社会思想，1篇记载九州地理与水泉分布，汉代时仍广为流传，司马迁曾言“世多有其书”。该书自魏晋起逐渐散佚，宋代仅存少量残篇。后世学者历经千年辑补校订，才有了流传至今的版本——唐代魏征编纂《群书治要》时辑录13篇，明清时期陶宗仪、归有光等人亦有辑本，其中清代汪继培整合惠栋、孙星衍等人的辑本，厘订成《尸子校正》2卷，附《存疑》1卷，被公认为最完善的通行本，成为后世研究尸佼思想与《尸子》的载体。
《尸子》的思想价值，首先在于其宇宙观的创新。书中提出“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经典论断，精准界定了“宇”（空间）与“宙”（时间）的内涵，这是中国古代对宇宙概念的首次系统阐释，“宇宙”一词也自此沿用至今，为后世哲学与文学中时空主题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这种朴素而深刻的宇宙观，既体现了先秦诸子对自然规律的探索精神，也融入了巴蜀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认知，展现了中原思想与巴蜀本土智慧的融合。
其次，《尸子》秉持杂家兼容并蓄的特质，融合诸家学说，兼具务实致用的治世理念。其思想以法家变革理念为核心，延续了协助商鞅变法时的治世思路，强调明法重刑、任人唯贤，反对凭权势选拔人才，倡导以才能为标准任用官吏；同时吸纳儒家“仁”“恕”思想与重民理念，提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主张以“恕者，以身为度者也”的准则待人处事，契合儒家忠恕之道；又吸收道家“执一以静”“从道必吉”的观点，强调治国做事需顺应客观规律，不妄为、不急躁；此外还融入阴阳家五行思想、名家正名思想，形成了“杂而不乱、兼容致用”的思想体系。这种整合诸家之长、服务现实治理的思路，既是杂家的核心特质，也契合巴蜀文化务实、包容的精神内核，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参考。
再者，《尸子》蕴含的教化思想与文学价值，同样影响深远。书中提出“学积有生”的观点，强调学问需通过积累实现创新，如同高山积土、江河汇流，这一理念被荀子《劝学篇》借鉴化用，成为后世激励士人勤学笃行的重要思想。在文学层面，《尸子》作为先秦说理散文的代表作，文辞古拙却说理深刻，善用譬喻、铺排与寓言阐释道理，“范献子游河”“医竘治病”等故事传说，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其短小精悍的寓言体式与恳切笃实的行文风格，也为后世说理文与寓言创作提供了范式，同时书中的训诂内容与方法，为《尔雅》等小学著作提供了借鉴，助力了古代文学语言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发展。
尸佼与《尸子》的后世影响，既体现在学术思想的传承上，也彰显了巴蜀文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接纳与重塑。作为巴蜀杂家的先驱，尸佼将中原诸子的思想带入蜀地，又结合巴蜀本土文化完成思想创新，为杂家思想在西南地区的兴起及其传播奠定了基础，也让巴蜀文化成为先秦百家思想的重要融合地之一。《尸子》中兼容诸家、务实致用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吕氏春秋》等后世杂家著作的编纂思路，其重民、尚贤、顺应规律的治世理念，还被汉初黄老之术、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借鉴，成为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宇宙观与教化思想，则渗透于后世哲学、文学、社会伦理之中，“宇宙”一词的沿用、“学积有生”理念的传承，都彰显了其跨越千年的文化生命力。
从文献价值来看，《尸子》的辑佚与校订，成为古代文献整理的重要实践，汪继培等人的辑校工作，为后世散佚文献的整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书中留存的地理记载、诸子评述，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地域认知、学术格局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撑。而尸佼“避祸蜀地、潜心著书”的经历，也成为巴蜀文化史上的重要印记，彰显了巴蜀大地接纳人才、孕育思想的包容特质，为后世巴蜀文人“遁世著书、务实求真”的精神埋下了伏笔。
回望先秦百家争鸣的岁月，尸佼或许不如孔子、孟子、商鞅那般声名显赫，但他作为巴蜀杂家的先驱，以兼容并蓄的思想视野、务实致用的治世追求，在巴蜀大地留下了深厚的思想遗产。《尸子》一书，既是杂家思想的早期典范，也是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融合的见证，其宇宙观的创新、诸家思想的整合、文学范式的探索，都对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透过残存的篇章，我们依然能窥见尸佼的思想智慧与时代担当，也能读懂巴蜀文化兼容并蓄、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特质，让巴蜀大地得以孕育出多元的文化成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尸佼与《尸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学术思想的传承，更在于其彰显的“兼容并蓄、务实致用”的精神，这一有勇有谋的人文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永久回味与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