苌弘（约公元前575年—前492年），字叔，蜀地资州（今四川资阳与内江资中一带）人，东周时期著名政治家、礼乐宗师，以“孔子问乐之师”与“碧血丹心”的忠烈形象名垂青史。苌弘因主持修筑成周城有功得以升任内史大夫监任乐师，掌管爵、禄、废、置、杀、生、予、夺八大特权，还负责编写简册、策命诸侯卿大夫、记录与发布王命等事务，后来还与刘桓公一同辅佐周敬王理政。特别是成为孔子的伯乐，将礼乐文化的儒学传承，传授与孔子，对儒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苌弘作为整合巴蜀巫史文化与中原儒学的关键人物，其思想以礼乐为核心、以天人相应为特色，通过具体政治实践彰显儒学特征，在他的努力下，儒学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经世哲学。
一、苌弘的儒学思想
（一）礼乐同源的教化思想
苌弘将礼乐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提出“乐以发和”的核心主张，强调音乐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调和社会伦理、凝聚人心的教化工具。他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乐源于人心对万物的感应，而圣人通过规范音律构建礼乐体系，可实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治理目标。在给孔子教导《韶乐》与《武乐》时，苌弘精辟阐释了二者的本质区别：《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体现尧舜禅让的仁政理想；《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暗含武王伐纣的征伐之迹，这种以道德标准评判乐舞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建构。其礼乐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融合巴蜀巫史文化中“律历合一”的传统，将音律与天文历法相贯通，认为合乎天道的音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形成“天人合一”的礼乐观。
（二）敬天法祖的治国理念
苌弘继承周公“敬天保民”的政治遗产，提出“敬天法祖”的哲学思想，主张以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以天道约束君主行为。他认为君主的统治合法性源于天意，需通过遵循礼制、施行仁政呼应天道，这一思想与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一脉相承。在政治实践中，他坚持“礼主刑辅”，既强调以礼乐教化引导民众，又主张对违背礼制的行为予以惩戒，如反对毛得杀兄夺位而力主严惩，体现了早期儒学“宽猛相济”的治理智慧。其思想中“正名分、顺天道”的核心诉求，与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高度一致，成为儒家名分思想的重要源头。
（三）忠恕为本的道德追求
苌弘以自身实践诠释了儒学“忠”“恕”的道德内核。作为周王室三朝大夫，他始终坚守“忠君爱国”的准则，即便面对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的乱局，仍殚精竭虑振兴周室，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治国箴言，将个人忠诚与天道正义相结合。他主张君主应以仁爱待民，反对苛政与兼并战争，其“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观，既强调等级名分的合理性，又注重不同群体的和谐共处，体现了儒学兼容并蓄的特质。这种将道德气节置于生死之上的精神，通过“苌弘化碧”的典故千古流传，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经典象征。
二、苌弘的儒学实践方法
（一）礼乐教化的实践
作为与老子同朝为官的周王室礼乐掌管者，苌弘通过“言传身教”推动礼乐传承。他不仅向孔子详解《韶乐》《武乐》的起源、内涵及演奏规范，其乐学见解还被孔子吸收并融入《乐经》编纂，成为儒家礼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室内部，他亲自指导乐工演练礼乐，通过祭祀、朝会等仪式强化礼乐的社会功能；针对诸侯不朝的困境，他创设“射貍首”祭祀仪式，以象征手法警示叛逆诸侯，虽未达到应有的政治目的，却展现了礼乐作为政治工具的实践探索。其“以乐传礼”的实践方式，为后世儒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化路径提供了早期范本。
（二）政治治理的实践策略
苌弘将儒学理念融入具体政治行动，形成“谋定而后动”的实践风格。他凭借精通天文历算的优势，结合政治形势预判事态发展，曾准确预言蔡侯被杀、楚国遭灾等事件，为周王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王室内乱时，他坚定拥护正统，辅佐周敬王平定王子朝叛乱，推动周王室统一；为增强王室防御能力，他牵头组织成周筑城工程，担任工地总指挥，严格把控工期与质量，展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在诸侯关系处理上，他以大局为重，灵活协调召陵会盟中的卫蔡排序争议，确保反楚联盟的稳固，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事智慧。
（三）文化传播的实践担当
苌弘堪称中原儒学与巴蜀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他自蜀地入周后，既将巴蜀巫史文化中的天文、律历知识带入中原，丰富了礼乐体系的内涵，又将中原儒学的伦理思想传回巴蜀，为儒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奠定基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资中存有“苌弘祠”，印证其思想在巴蜀的长期流传。他对孔子的赏识与教导，更成为学术传承的佳话——苌弘曾向刘文公盛赞孔子“言称先王，躬礼廉让，洽闻强记”，其对儒学的认可与传播，间接推动了孔子学说的发展与扩散，使儒家思想逐渐从区域性学说走向天下共识。
三、历史地位与思想影响
苌弘的儒学思想虽未形成系统著作，却以“礼乐核心、天人呼应、忠恕为本”的特质，成为先秦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他上承周公礼乐文明，下启孔子儒学体系，其“乐以发和”的教化思想、“敬天法祖”的治国理念，直接被孔子吸收并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构成。作为巴蜀地区首位早期儒学代表人物，他打破了中原儒学的地域局限，推动了先儒周公之学的多元融合，其“碧血丹心”的忠烈形象与“孔子问乐”的学术佳话，共同塑造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内核。
从后世影响来看，苌弘的思想通过《礼记·乐记》《史记》等典籍传承，成为历代儒者尊崇的精神典范。唐代韩愈在《师说》中明确将苌弘列为孔子之师，确立其儒学宗师地位；左思《蜀都赋》“碧出苌弘之血”的名句，使其中华民族忠臣气节的象征意义深入人心。在巴蜀文化中，苌弘的思想与后来杨雄、三苏等学者的儒学实践一脉相承，形成了巴蜀儒学“忠直务实、兼容并蓄”的地域特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