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关注巴渝民族文化的学者，除了古代巴人族群，濮人文化，板凳蛮等，最重要的族群，莫过于南平僚。南平僚作为战国末年至宋代活跃于渝南及渝黔交界地区的重要少数民族族群，又称“南川僚”“渝州蛮”，其活动范围以今重庆万盛、綦江、南川为核心，辐射贵州桐梓等地。该族群族源与夜郎人北迁、巴人南移及百越系统濮人的融合密切相关，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铜鼓崇拜为核心，兼具干栏居住、凿齿文身、女求男婚等独特文化特征的族群风貌。通过梳理《旧唐书》《宋史》等文献记载与綦江岩墓群、铜鼓滩遗址等考古发现，可见南平僚在唐代接受羁縻统治、宋代历经战乱的历史转折，其族群通过融合、迁徙实现多元分化，主要融入汉、苗民族，衍变为壮、傣、布依、仡佬等现代民族，部分支系远迁中南半岛发展为老挝佬族、泰国泰族等族群。本文从族源分布、社会文化、历史变迁、分化脉络及文化遗泽五个维度，系统探讨重庆南平僚的历史面貌，揭示其在西南民族融合及跨地域族群演变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一、族源考辨与分布
南平僚的族源问题历来为学界关注，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其形成是西南地区古代族群多元融合的结果，核心源流包含三大族群：一是贵州中部夜郎人的北迁族群，二是重庆本地巴人的南移支系，三是百越系统中濮人的传承后裔，三者长期杂居交融奠定了南平僚的族群基因。这一族源特征使得南平僚文化中既保留了夜郎民族的铜鼓崇拜、椎髻跣足等习俗，吸纳了巴人、僰人的岩葬传统，又延续了濮人的干栏建筑与渔猎生产模式，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綦江古称“僰溪”，其支流濮河（古称葛溪）的命名，便印证了该区域与濮人、僰人（即早期僚人）的历史渊源。
从分布空间来看，南平僚以藻渡河流域为核心聚居区，该河流旧称“僚人河”，山高林密的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据史料记载，其活动范围涵盖今重庆万盛全境、南川、綦江及贵州桐梓部分区域，唐代南平州（今贵州独山县以西）亦有其支系分布，总人口约2万人，部落达四千余户。在綦江境内，南平僚又依服饰色彩分为红僚、花僚、青衣僚三支，形成“一族三分”的分布，这种分布既依托西南山区的地理屏障，又为后续族群分化埋下伏笔。
僚人岩画
二、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
（一）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南平僚长期生活在湿热多瘴疠的西南山区，“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男性擅长在湍急河流中捕鱼，使用柳叶舟作为水上工具；女性则以棕丝编织网具，承担主要生产劳动，形成“俗皆妇人执役”的社会分工特征。随着唐代汉人迁入与汉文化影响，生产方式逐渐多元化，但渔猎仍占据重要地位，綦江郭扶镇崖墓中频繁出现的鱼、船等线刻画像，便是这一生产方式的实物佐证。
居住方面，南平僚普遍采用干栏式建筑，“人并楼居，登梯而上”，下层饲养禽畜、搁置农具，上层供人居住、炊饮，这种适应湿热山区的建筑形式，成为后世诸多分化族群的文化遗存。至今，川渝吊脚楼、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民居仍保留着这一建筑传统。
（二）婚俗礼仪与信仰体系
南平僚的婚俗具有鲜明族群特色，因“土多女少男”形成“女氏必先货求男族”的婚娶制度，贫困家庭常“卖与富人为婢”。更为特殊的“产翁坐褥”习俗——妇女生产后即刻劳作，丈夫卧床休养如乳妇——反映了其独特的性别观念。
信仰体系上，铜鼓崇拜是核心标识，“僚人不解丝竹，唯坎（击打）铜鼓”，铜鼓兼具祭祀、报警、召集部众等功能，更是部落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僚酋剑荔王、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南平僚均以铜鼓作为内附信物，凸显其重要性。此外，文身、凿齿、鸡卜等习俗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崖墓中的鱼凫、蚂拐等线刻画像，蕴含着生殖崇拜与多子多福的愿望。
（三）文字与族群标识
南平僚拥有两种文字形式：一是民间流行的方块僚语字（古壮字/方块布依文），依汉字六书构字法创制，用于宗教典籍、歌谣记事等，但未形成统一规范，字形字义随方言差异变化；二是后世创制的拼音壮文，1957年《壮文方案》获批后成为法定文字，人民币上的少数民族文字便包含此类拼音壮文。族群内部存在21种不同支系称谓，或因服饰（白衫僚、赤裈僚），或因习俗（花面僚、鼻饮僚），这些称谓成为区分族群支系的重要标识。
僚人石碑
三、历史变迁与族群分化
（一）唐代羁縻统治与汉化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平僚长期处于封闭的原始社会状态，与外部往来稀少。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僚酋剑荔王遣使内附，朝廷于贞观十年（636年）以今万盛区青年镇为中心设置溱州，实施羁縻统治。这一政策既保留族群内部管理模式，又推动汉文化传播，南平僚逐渐“习汉话，用汉名”，墓葬形式从岩葬改为土葬，部分族人开始融入汉族，成为族群分化的早期形态。
（二）宋代战乱与族群分化
五代时期，南平僚酋各自割据，时降时叛。宋英宗治平年间，溱州被李光吉、梁承秀、王衮等三族控制，与官府对抗；宋神宗熙宁年间，熊本两次率军镇压反叛势力，激战于铜鼓滩一带，造成“藻渡河血流漂杵”的惨烈局面。李光吉和梁承秀部落首领被灭，大家僚人难逃云贵高原，只有王衮家族在时任通川县尉的张商英带兵威慑劝化，归顺朝廷，部族逐渐汉化。这几次战乱成为僚人族群分化的关键点，形成三大流向：
部分融入汉族：大量南平僚族人在战乱后留存原地，随着汉人持续迁入，逐步接受汉文化，“着汉服，说汉语，写汉字”，至南宋中期已基本同化，真德秀《送南平江守序》记载其“浸以道德，熏以《诗》《书》，斌斌焉与东西州等矣”。万盛区新民村宋碑《朱太夫人陈氏墓志铭》中“僚奴”的记载，也印证了部分僚人沦为汉族地主奴仆后逐步融合的历程。
融入西南少数民族：部分族人避乱西南山区，与当地苗、彝等民族交融，或保持族群特性发展为现代少数民族。其中，綦江“葛溪”（濮河）流域的支系与仡佬族渊源深厚，“仡佬”即“葛佬”的音变；另有支系融入壮族、布依族，壮族内部“土僚”支系及“布僚”“濮僚”等自称，均保留着僚人文化胎记。
南迁演化与跨境分布：更多僚人不堪战乱，沿滇黔通道向南迁徙，经云贵高原进入中南半岛，形不断迁徙模式。云南西双版纳及泰国北部的傣族，其先民便包含南迁的南平僚支系；老挝佬族、缅甸掸族也与这一支迁徙族群存在族属渊源，他们共同传承了铜鼓文化、干栏建筑等核心习俗。
（三）分化族群的文化传承
南平僚的分化族群虽分布广泛，但仍保留共同文化基因：壮族、布依族的铜鼓祭祀、干栏民居，傣族的渔猎传统、纹身习俗，仡佬族的凿齿遗风，均与南平僚文化一脉相承。语言上，壮语、布依语、傣语同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南平僚的僚语存在明确传承关系，印证了族群分化的历史轨迹。此外，黔地穿青人被学界推测为南平僚后裔，东南亚部分族群也组团到綦江考察寻根，凸显分化脉络的连续性。
四、文化遗泽与研究价值
（一）考古遗存的历史见证
南平僚留下的考古遗存为族群研究提供重要实物依据。东汉至隋唐年间，其在万盛关坝镇高坎子、綦江郭扶镇等地留下大量岩墓群，仅高坎子、石虎头两处就有70余穴，墓中鱼凫、蚂拐等纹饰既保留僚人特征，又可见多文化融合痕迹。綦江铜鼓滩遗址、郭扶镇铜鼓殿柱洞遗址、綦江僚人文字碑等遗存，成为还原族群生活与分化历程的关键线索。2015年落户綦江的中国僚学研究中心及僚人文化博物馆，系统梳理了这些遗存与分化族群的关联。
（二）族群分化的历史意义
南平僚的族群分化是西南民族融合与跨地域族群演变的典型案例。从战国末年形成，到唐代汉化融合、宋代多元分化，其族群通过“留居融合—山区迁徙—跨境扩散”的路径，融入汉、苗等民族，衍变为壮、傣、布依等现代民族，甚至成为中南半岛部分族群的先民，构建了跨地域的文化传承纽带。这一分化过程不仅是人口流动，更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及东亚族群交流史提供了重要例证。
（三）当代研究与文化传承
随着《僚学研究》论著出版、长篇小说《南平僚传奇》创作及中华僚人文化节举办，南平僚研究逐渐摆脱“绝学”困境。在当代文化传承中，其铜鼓文化、岩墓艺术等元素，成为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深入挖掘南平僚的分化脉络，不仅有助于还原西南古代民族迁徙交融史，更能为当代民族文化交流、跨境文化合作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僚人壁画
结 论
重庆南平僚作为西南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支系，其族源融合了夜郎、巴人、濮人等多元成分，在渝南地区形成独特文化体系。从干栏建筑到铜鼓崇拜，从特殊婚俗到岩墓遗存，其文化特征既适应西南自然环境，又彰显族群精神信仰。唐代羁縻统治开启汉化融合进程，宋代战乱则推动族群走向多元分化，形成留居汉化、融入西南少数民族、南迁跨境三大流向，最终衍变为壮、傣、布依、仡佬等现代民族及东南亚相关族群，其文化基因在这些族群中得以延续。
南平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族群的兴衰史，更是西南民族融合与跨地域族群演变的生动见证。其留下的考古遗存与文化习俗，为研究古代西南民族的迁徙、交往、交融提供了关键线索。在当代，深入开展南平僚研究，尤其是厘清其族群分化脉络，既能填补西南民族史与跨境族群史研究的空白，更能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区域文化认同构建及跨境文化交流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