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古代方国之巴国，从殷商东南部的巴方，不断迁徙到湖北枝江流域，到宜昌的夷城形成巴国，到了周代的分封，作为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姬姓诸侯子国，自西周初年因牧野伐纣之功受封立国，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历时近八百年。其疆域历经多次变迁，西周初年肇始于汉水中上游的陕南、鄂西一带，鼎盛时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黔东北、渝东南及湘西）”，形成了“四围强邻环伺，小国星罗棋布”的复杂地缘格局。巴国北部与秦国及诸多戎狄方国接壤，南部紧邻夜郎、僰国等西南夷势力，东与楚强国相连，西与蜀国犬牙交错，周边环绕着充国、彭国、郪国、苴国、昔阝国、平周国等大小方国。本文梳理巴国相关方国的地理区位，系统探析巴国与周边方国的关系演变，揭示先秦西南地区地缘博弈与文化交融的核心关系。
一、西与蜀、苴、昔阝、平周、郪国的地缘政治
巴国西部的地缘关系核心是与蜀国的长期对峙，而苴、昔阝、平周、郪等方国的兴衰，成为两国力量消长的关键变量，形成“蜀强封苴、巴联苴抗蜀、郪国中立自保”的多元格局。
（一）蜀、昔阝、平周与苴国：川北地缘的重组与对抗
蜀国作为巴国西部最强劲的对手，二者“或通盟好，或启干戈”，核心争夺聚焦于四川盆地的战略通道与资源产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蜀王杜尚国力鼎盛，启动北扩战略，于公元前372年攻灭巴国北部附属的两个氐族方国——昔阝国与平周国。昔阝国疆域涵盖今四川绵阳梓潼县、广元剑阁县、青川县、利州区及昭化区，平周国则辖今广元旺苍县、苍溪县大部，两国地处嘉陵江与白龙江交汇处，既是巴国北上汉中的战略屏障，也是巴国与北方进行盐粮贸易的重要节点，其灭亡标志着巴国北部防线的崩溃。
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将昔阝、平周故地合并，封其弟杜葭萌为苴（读音茶）侯，建立苴国，定都吐费城（今广元昭化区石盘村），史称“葭萌（蜀语茶的另一称谓）国”。苴国疆域北抵陕西汉中宁强县、略阳县，西至甘肃陇南康县，南达广元苍溪县，掌控金牛道咽喉要地，成为蜀国抵御巴国与秦国的前沿阵地。广元出土的“苴侯”铭文青铜戈，形制与蜀式器物高度同源，印证了其初期作为蜀国藩属的文化从属关系。但随着蜀王对苴国贡税索取日益严苛，加之苴国依托蜀道贸易积累了独立经济实力，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巴国为制衡蜀国，与苴国形成战略同盟，考古发现的苴国陶器兼具蜀式绳纹与巴式方格纹，成为这一联盟的物质佐证。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苴巴联军多次切断蜀国北上粮道，彻底打破了川北地缘平衡，为秦国南下提供了契机。
（二）郪国：巴蜀两国的中立势力
郪国由濮人建立，核心疆域以今四川三台县郪江古镇为中心，涵盖涪江中游的三台、中江等地，地处蜀国东南、巴国西北之间的缓冲地带。《太平寰宇记》载“汉旧郪县城在今县南九十里，临江，郪王城基址现存”，明确了其都城位置。郪国资源禀赋优越，境内盐井密布，《华阳国志》称“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元和郡县志》记载其境内盐井多达二十六所，铜矿资源亦十分丰富，成为巴蜀两国争夺的焦点。
巴国曾多次试图西扩控制郪国盐铜资源，与蜀国在郪国边境爆发多次冲突，但郪国始终采取“中立自保”策略，同时向巴、蜀两国缴纳贡赋，维持独立地位。考古发现的郪国器物，既有巴式青铜剑的凌厉风格，又融入蜀式陶器的细腻纹饰，展现了其在两大强国之间的文化兼容特质。战国晚期，巴国国力衰微，无力再对郪国形成实质性威胁，郪国最终于秦灭巴蜀后，被纳入蜀郡管辖范围。
二、东与楚、庸、彭、充国的利益博弈
巴国东部的互动以与楚国的关系为主线，兼具同盟互助与全面对抗的双重特质，而庸、彭、充等方国则在大国夹缝中演绎着依附、抗争与消亡的命运。
（一）巴与庸、楚国的三国关系
楚国是巴国东部最重要的地缘伙伴与竞争对手。春秋时期，巴、楚同为中原诸侯视为“蛮夷”的南方政权，基于共同抵御中原势力的需求结成同盟。公元前688年，两国联师伐申（今河南南阳北）；公元前611年，又与秦国联手攻灭汉水流域强国庸国。庸国疆域涵盖今湖北竹山西部、陕西南部，西接巴国北部边境，其灭亡后，巴国分得鱼邑（今重庆巫山、云阳、奉节一带），疆域大幅向东扩张，进入鼎盛时期。
但同盟关系并未长久，公元前477年，巴国讨伐楚国鄾地（今湖北襄樊北）失败，两国联盟彻底破裂。此后楚国强势西扩，巴国节节败退，相继丧失陕南、湘西、鄂西等大片领土，被迫将政治中心从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西迁垫江（今重庆合川区），最终于战国晚期定都阆中。长期的地缘互动中，楚文化深度渗透巴国东部地区，涪陵小田溪墓葬群出土的编钟，形制仿楚却饰以巴蜀图语，成为文化交融的典型案例。
（二）彭国与充国：巴国北部的附属
彭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活跃于川北的方国，核心区域以今四川阆中为中心，与巴国西北边境直接接壤。彭国为神农族系后裔，以农牧业为生计，西周时期与巴国保持平等的盐粮贸易关系。春秋时期，巴国势力北扩，彭国因实力悬殊被迫臣服，阆中逐渐发展为巴国重要的军事重镇，最终成为巴国晚期都城。彭人融入巴人族群后，其“祀彭祖”的习俗被巴国吸纳，成为巴文化的组成部分。
充国的建立与巴国有着深厚渊源，公元前588年，巴人分支在今四川南充一带自立为充国，都城设于今阆中市西南六十里（另说在南部县西北），疆域涵盖今四川达州、广安、巴中及营山、蓬安、旺苍，重庆城口等县，以及陕南、鄂西南部部分地区，成为与巴、蜀、苴并列的四川盆地四大政权之一。充国初期与蜀国结盟，持续蚕食巴国领土，对巴国核心区域形成威胁。公元前318年，巴国联合秦国出兵攻灭充国，将其故地纳入统治范围。东汉永元二年（90年），朝廷分阆中县复置充国县，初平四年（193年）又析置南充国县（治今南部县），其地名渊源便源于古充国。
三、北与北部方国及游牧部落关系
巴国北部边境横跨陕南汉中、安康一带，紧邻秦国南境，同时散落着褒国、骆国、龠国等姬姓或戎狄方国，与游牧部落犬牙交错，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形成“联弱抗强、防御优先”的互动格局。
（一）北部方国的依附与制衡
1. 褒国：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姬姓诸侯国，核心疆域在今陕西汉中汉台区、勉县一带，南与巴国西北边境相接，掌控褒斜道南端要冲。褒国与巴国同为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早期因共同抵御戎狄侵扰结成盟友，巴国通过褒国获取中原的礼制、青铜铸造技术，褒国则依赖巴国的食盐资源。西周幽王时期，褒国“烽火戏诸侯”事件后国力衰退，逐渐沦为秦国附庸，巴国与褒国的同盟关系随之瓦解，秦国借此打通南下通道，对巴国北部形成直接威胁。
2. 骆国、龠国：均为陕南地区的戎狄方国，骆国位于今陕西周至县西南，龠国地处今陕西洋县一带，与巴国北部边境相邻。两国以游牧与山地农耕为生，民风剽悍，时常南下劫掠巴国边境村落。巴国采取“剿抚并用”策略，对归顺的部落首领予以册封，对频繁侵扰的部落则联合苴国出兵讨伐。考古发现的巴国北部边境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骆国、龠国风格的青铜短剑，印证了双方的军事冲突与文化交流。
（二）北方游牧部落的联防与贸易
巴国北部边境还活跃着戎、狄等游牧部落，其中以“陆浑戎”“义渠戎”分支最为活跃，这些部落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对巴国北部边境的稳定构成持续威胁。
为抵御游牧部落侵袭，巴国派遣善战的賨人（板楯蛮）驻守北部防御据点，并与秦国、苴国形成联防体系。春秋时期，巴国与游牧部落爆发多次冲突，成功击退其南下攻势，保障了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平时期，巴国与游牧部落开展互补性贸易，以食盐、粮食、陶器换取游牧部落的马匹、皮毛、玉石等物资。达州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北方草原风格青铜腰带、兽首形带钩，印证了巴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流。这种“战和交替”的关系，既保障了巴国北部边境的安全，又丰富了巴国的物资供给，成为巴国地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南与南部紧邻方国的羁縻与交融
巴国南部边境延伸至黔北、渝东南及川南一带，紧邻夜郎国、僰国、且兰国等西南夷方国，这些方国多由濮人、越人、氐羌族群建立，社会形态处于部落联盟向方国过渡阶段，巴国对其采取“羁縻册封、贸易优先”的策略，形成和平共生的地缘关系。
（一）南部方国的贸易纽带与文化互渗
1. 夜郎国：战国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强国，核心疆域在今贵州西部赫章县、威宁县一带，北与巴国南部边境（今重庆彭水、黔江及贵州遵义一带）直接接壤。夜郎国以濮人、越人混合族群为主体，拥有成熟的青铜铸造业与稻作农业，其“套头葬”习俗与巴国的船棺葬形成鲜明对比，却共享青铜柳叶剑的铸造技术。巴国与夜郎国无直接军事冲突，双方通过乌江流域的水运开展频繁贸易，巴国的食盐、青铜器、丝绸输入夜郎国，成为其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资；夜郎国的象牙、朱砂、枸酱则通过巴国转运至中原，成为巴国向周王室进贡的重要贡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夜郎自大”典故，侧面反映了夜郎国与巴国长期和平交往形成的自信心态。
2. 僰国：由僰人建立的方国，核心疆域在今四川宜宾、珙县一带，北与巴国西南部（今泸州、自贡一带）相邻，掌控长江上游与南丝绸之路的交汇节点。僰人是西南夷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擅长青铜冶铸与井盐开采，其民族特色“僰僮”（奴隶）在中原贵族社会有一定影响力。巴国与僰国因盐铁资源存在竞争，但更多是互补性贸易，双方共同开辟了从宜宾经昭通至夜郎的贸易通道，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物资流通。僰国的“悬棺葬”习俗与巴国的崖葬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南边疆丧葬文化。
3. 且兰国：战国时期的西南夷方国，核心疆域在今贵州黄平县、福泉市一带，东北与巴国南部边境（今黔东北铜仁一带）相接，族群以濮人为主，以稻作与狩猎为生。且兰国实力较弱，长期依附于巴国，向巴国缴纳兽皮、药材等贡赋，巴国则册封且兰国王为“蛮夷君长”，保障其自治权。秦灭巴国后，且兰国转而依附秦国，汉武帝时期被纳入牂牁郡管辖。
（二）南部少数民族部落的羁縻政策
巴国南部边境还分布着僚人、夷人、濮人等未形成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散居于今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的山区，社会形态较为原始。巴国对其采取“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通过册封部落首领、赏赐物资的方式换取其臣服，要求其战时协助巴国防御南部边境，平时缴纳贡赋。文化上，南部少数民族的“铜鼓文化”与巴国的“青铜文化”相互交融，巴国的巴渝舞融入了少数民族的巫舞元素，少数民族的纺织技术也传入巴国，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风貌。
五、北与秦国的战略依附与最终归宿
秦国与巴国早期交往稀少，春秋时期秦穆公在位时，巴国曾向秦国致贡，这是史书中最早的秦巴交往记录；公元前611年灭庸之战中，两国首次军事合作，奠定了有限的友好基础。战国晚期，巴国在楚国西扩与蜀国压制下濒临绝境，被迫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向秦国寻求庇护。秦国则看中巴国的精兵与长江天险，欲借助巴国地利“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双方形成互补性战略同盟。阆中彭城坝遗址出土的秦国“杜虎符”残片与“半两钱”，印证了秦巴之间的军事沟通与经济往来。
公元前316年，蜀王出兵讨伐叛离的苴侯，苴侯逃至巴国求救，巴国遂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抓住契机，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军南下，以“救苴存巴”为名，兵分两路攻灭蜀国与苴国，随后顺势挥师东进，俘虏巴王，将巴国故地设为巴郡。秦国对巴地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制结合”的治理策略，保留巴氏蛮夷君长地位，既稳定了地方秩序，又延续了巴国的文化传统。
结 语
巴国与周边方国的关系，本质是先秦西南地区地缘利益与资源分配驱动下的多元互动，呈现“联盟多变、战和交替、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西向与蜀、苴、郪国的博弈，塑造了四川盆地的核心地缘格局；东向与楚、庸、彭、充国的纠葛，决定了巴国疆域的消长与政治中心的迁移；北部与褒国、骆国及游牧部落的互动，凸显了防御优先的地缘战略；南部与夜郎、僰国等方国的交往，则彰显了羁縻包容的治理智慧。
巴国通过“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与“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存续近八百年，其与周边方国的互动不仅推动了盐铁资源、农耕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跨区域传播，更塑造了西南地区多元一体的族群格局。巴国灭亡后，其地缘遗产被秦汉王朝继承，为西南地区的郡县制建设与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而“因俗而治”的治理范式，更成为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经典智慧，至今仍具重要借鉴意义。随着罗家坝、城坝等考古遗址的持续发掘，巴国与周边方国关系的更多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证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