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作为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方国，其疆域以今重庆为核心，涵盖川东、鄂西、陕南及黔北等地，历时七百余年奠定了西南地域文化的根基。《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奴、夷、蜑之蛮”，揭示了巴国多元族群共生的政治格局。其中“夷人”作为巴国东部边境的重要族群，其族属构成、分布范围与文化特征长期以来缺乏系统考辨。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对重庆巴国境内夷人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以期厘清其历史面貌及在巴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一、夷人之名义与族属渊源
（一）“夷”的称谓内涵
先秦时期“夷”并非单一族群称谓，而是华夏族群对周边非华夏部族的泛称，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文化区分属性。巴国语境中的“夷人”，特指附属于巴国统治、分布于东部边境的土著群体，与中原文献中“东夷”概念截然不同，是巴国对特定区域族群的专属命名。这种称谓既体现了巴国对边缘族群的认知，也反映了该群体与巴国核心统治族群的文化差异。
（二）族属构成溯源
巴国夷人并非单一部族，而是多族群融合的复合体。《华阳国志》将夷人与濮、賨等族群并列，暗示其主体部分可能源自濮人分支，与巴国境内濮人存在族属亲缘关系。同时，因夷人分布区与楚国接壤，长期受楚文化浸润，部分部族吸纳了楚地土著成分，形成“巴楚交融”的族属特征。
从历史脉络看，巴国本身在先秦时期亦被中原视为“蛮夷”，《汉书》明确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直至汉晋时期才逐步纳入华夏文化版图。这种“夷夏之辨”的相对性，决定了巴国境内“夷人”的称谓更多基于政治从属关系，而非绝对的族属划分。巴国通过分封与联盟形式整合境内族群，夷人作为东部屏障族群，在政治上依附巴国，文化上则保持多元融合特质。
二、夷人的分布区域与生存形态
（一）核心分布范围
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推断，巴国夷人的核心分布区位于今重庆东部及毗邻的湖北恩施、宜昌一带，恰处巴国与楚国的边境地带，形成“沿江聚居、边境设防”的空间格局。这一区域山河纵横，既是巴国向东防御的天然屏障，也是巴楚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巴国都城长期设于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其东部三峡沿线及乌江下游区域，考古发现的悬棺葬遗存与楚式器物共存现象，印证了夷人“居巴楚之交”的分布特征。该区域既是巴国贡赋来源地之一，也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夷人的分布格局与巴国“东拒楚”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
（二）社会生存形态
政治上，夷人实行部族自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聚居群落，向巴国承担贡赋与军事协助义务。靠近巴国核心区的夷人部族使用巴语方言，深度参与巴国社会体系；而边境地带的夷人则保持较强独立性，与楚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形成双重文化认同。这种差异化的政治形态，是巴国对边境族群“羁縻统治”的典型表现。
经济上，夷人因地制宜发展生计，依托山地资源从事渔猎与粗放农业，同时利用沿江地理优势开展短途贸易。考古发现的夷人遗存中，既有巴式柳叶剑、铜鍪等生产工具与兵器，也有楚式陶器与刻画符号，反映了其在经济生活中吸纳巴楚物质文化的特征。这种多元经济形态，使其成为连接巴楚物资流通的重要媒介。
三、夷人的文化特征
（一）物质文化遗存
考古学上，夷人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巴楚文化元素的交融共生。在重庆东部及鄂西地区的东周墓葬中，夷人遗存既保留了巴文化典型器物如柳叶形青铜剑、虎纹戈，又出现了楚式鼎、敦、壶等礼器，器物纹饰中既有巴人的虎崇拜符号，也有楚地常见的龙纹与云雷纹。这种器物组合的多样性，印证了文献所载夷人“巴楚交融”的文化特质。
丧葬习俗方面，夷人盛行悬棺葬，与巴国境内濮人的丧葬方式一致，体现了族属上的亲缘关系；而部分墓葬中出现的楚式棺椁形制与殉葬习俗，则反映了楚文化的渗透影响。重庆三峡地区发现的悬棺遗存中，部分棺木纹饰融合了巴楚艺术风格，成为夷人文化多元性的直接物证。
（二）精神文化特质
夷人传承了巴人“尚武”与“尚巫”的文化传统。文献记载巴师“歌舞以凌殷人”，这种用于军事威慑的巴渝舞，在夷人部族中亦有传承，成为其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的夷人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兵器，女性则有纺轮、串珠等生活用品，反映了“男尚武、女善织”的社会分工，与巴国核心族群的社会习俗一脉相承。
宗教信仰上，夷人融合了巴人的自然崇拜与楚地巫风，祭祀仪式中既有巴人对蛇、虎等图腾的祭拜，也吸纳了楚人的祖先崇拜元素。重庆东部遗址出土的龟甲占卜遗存与巴蜀符号印章，印证了夷人“尚巫”的习俗，其占卜方式与符号系统既保留巴文化基因，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变异。
四、夷人的历史流变与文化影响
（一）巴国灭亡后的族群走向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巴国政治体系瓦解，夷人的生存状态发生重大转变。部分靠近巴国核心区的夷人部族随巴人一同融入秦治下的统一体系，逐步接受华夏文化熏陶，成为秦汉时期巴蜀郡民的组成部分；而边境地带的夷人则脱离巴国影响，继续保持部族独立形态，逐步演变为汉魏时期“五溪蛮”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后世土家族的先民之一。
这种分化流变，体现了边缘族群在重大政治变革中的文化适应性。融入华夏体系的夷人通过通婚、改姓等方式逐步汉化，其文化特质融入巴蜀地域文化；而保持独立的夷人部族则在武陵山区延续传统文化，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
（二）对巴文化与地域文明的贡献
夷人作为巴国多元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夷人部族成为巴国东部边境的防御屏障，多次协助巴国抵御楚国进攻，巩固了巴国的疆域安全；二是文化上，夷人吸纳融合巴楚文化，形成独特的边缘文化形态，丰富了巴文化的多样性内涵；三是经济上，夷人通过跨地域贸易促进了巴楚物质文化交流，为西南地区早期商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夷人参与塑造的巴楚文化交融带，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例证。其文化中“兼容并蓄”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世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为重庆及周边区域的文化认同埋下了历史伏笔。
结 语
重庆巴国境内的夷人，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族群融合的典型代表。作为巴国东部边境的泛称族群，其族属以濮人分支为主体，融合楚地土著成分，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夷人的分布格局、生存形态与文化实践，既体现了巴国“羁縻统治”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西南地区“文化互融”的历史趋势。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表明，夷人并非游离于巴文化体系之外的孤立族群，而是通过政治从属、经济往来与文化交融，深度参与了巴国的文明进程。巴国灭亡后，夷人的分化流变不仅延续了自身的文化基因，更推动了西南地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对巴国夷人的考辨，不仅有助于厘清巴国族群构成的历史真相，更能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区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