獽人是古代巴国八大主体民族之一，族源信息在商代甲骨文中记载的“襄人”，与古百越族群存在深厚渊源。本文结合甲骨文卜辞、《华阳国志》《隋书》等文献史料，辅以民族学研究成果，梳理獽人（襄人）从商周时期的方国族群，到巴国时期的核心部族，再到汉晋之后逐步融入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探讨其族群称谓演变、分布区域变迁、文化习俗特征及历史融合进程，揭示獽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一、从甲骨文中的“襄人”到巴国的“獽人”
獽人族群的早期形态，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记载的“襄人”，其称谓演变与族群迁徙、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且与古百越族群有着明确的族属关联。
（一）甲骨文卜辞中的“襄”与“襄人”
商代甲骨文中并无“獽”字，却频繁出现“襄”字，其内涵多指向商王朝东部边境的方国——襄国。卜辞记载“（隻）麋二百……在襄”“贞，翌丁巳侑十羌在襄”“王在师襄”，既表明襄地是商王田猎、祭祀、驻军的重要区域，也印证了此地存在一个稳定的族群群体，即后世所称的“襄人”。结合卜辞中“自瀼至于膏”的地理路线，学界推测襄国大致位于今山东范县一带，与东夷人方相邻，是商王朝的附属方国。
从族属来看，襄人属于古百越族群的北方分支。商代时期，百越族群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及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分支因部落迁徙进入中原边境，襄人便是其中之一。其族群图腾与南方百越部族相似，均与蛇虫等水生生物相关，这也为后来融入巴国、与巴人蛇图腾文化契合埋下伏笔。
古巴国襄人“蛇”图腾
（二）从“襄人”到“獽人”的历史变迁
“襄人”向“獽人”的称谓转变，发生于商周之际的族群南迁过程。商代末年，中原战乱频繁，位于东部边境的襄人受商王朝与东夷部落战争的影响，开始沿长江向西迁徙，最终进入巴国疆域，与巴地诸族杂居融合。
“獽”字从“犭”，最早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书中明确记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将獽人列为巴国八大主体民族之一。从音韵学角度分析，“襄”与“獽”古音同属“阳部”，存在明显的音转关系，是同一族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称谓变化。而“獽”字的字形特征，也反映出其迁入巴地后，适应西南山地环境、以狩猎为生的生计方式转变，这是中原族群融入西南民族文化的直观体现。
（三）古百越族群的定位
獽人（襄人）的族属，历来为学界关注。结合其迁徙轨迹与文化特征，可明确其为古百越族群的分支。一方面，襄人早期活动区域虽位于中原边境，但其图腾崇拜、语言特征与百越族群高度契合；另一方面，迁入巴国后，獽人与同为百越后裔的蜒人、濮人等部族共生共存，文化习俗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共性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圈。此外，《隋书·南蛮传》将獽人归入“南蛮杂类”，与俚、獠、蜒等百越族群并列，进一步佐证了其族属渊源。
二、巴国时期獽人的分布
巴国时期是獽人族群发展的鼎盛阶段，其分布区域与巴国核心疆域高度重叠，且在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核心分布区域：长江中上游巴国疆域
结合《华阳国志》及考古发现，巴国时期獽人的核心分布区域集中于长江中上游的巴国腹地，涵盖今重庆、四川东部及湘西北交界地带。具体而言，包括巴郡（今重庆主城区）、涪陵郡（今重庆涪陵）、巴东郡（今重庆奉节）及蜀郡（今四川成都）周边山区。
这一区域水系发达、山林密布，既契合獽人南迁后狩猎、渔耕结合的生计方式，也与巴人“逐水而居”的生存模式高度适配。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仁寿、简阳交界的龙泉山区发现了大量与獽人相关的文化遗存，如狩猎工具、洞穴居所遗迹等，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獽人分布区域与巴人核心聚居区重叠，为二者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地理基础。
（二）巴国八大主体民族之一
獽人作为巴国的主体民族，参与了巴国的政治建构与社会发展。巴国是一个多民族联盟国家，濮、賨、獽、蜒等部族共同构成了巴国的统治基础。獽人凭借其骁勇善战的特质，成为巴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巴国与楚国、蜀国的多次战争。
同时，獽人在文化层面与巴人深度交融。巴人以“巴蛇”为图腾，獽人则传承了百越族群的蛇虫崇拜传统，二者图腾信仰的契合，促进了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在生计方式上，巴人以渔猎、盐业为生，獽人则擅长山地狩猎与内河捕鱼，互补的生产模式推动了巴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獽人是巴国多民族联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与周边部族的互动
巴国时期，獽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周边部族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其中尤以与獠人、蜒人的交融最为显著。獠人是西南地区的古老族群，与獽人同属百越分支，二者杂居共处，在居住风俗、服饰饮食等方面相互影响。《隋书·地理志》记载“梁州有獽狿蛮賨，居处风俗颇同于獠”，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
此外，獽人与蜒人的互动也颇为频繁。《华阳国志》记载巴郡太守朱辰去世后，“獽民与蜒人鼓刀辟踊，北送灵柩”，这一事件既体现了獽人对巴国官府的认同，也反映出獽人与蜒人在丧葬习俗上的共性。这种跨部族的文化互动，为獽人后续融入西南各民族奠定了基础。
古巴国襄人分布图
三、獽人的民俗文化特征
獽人的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西南少数民族特色，涵盖婚嫁、丧葬、祭祀等多个领域，是其族群身份的重要标识。遗憾的是，由于獽人无文字留存，相关记载多散见于汉晋之后的文献中，结合《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等史料，可勾勒出其文化习俗的大致轮廓。
（一）以乐为媒的婚姻习俗
北宋《太平寰宇记》对獽人的婚嫁习俗有明确记载：“婚嫁仅用鼓笛伴奏”，与汉族婚嫁的繁琐礼节形成鲜明对比。獽人婚嫁无需复杂的聘礼与仪式，仅以鼓笛之声烘托氛围，便完成婚配流程。这种简约的婚嫁形式，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务实的文化特质，也反映出獽人社会中男女地位相对平等的特点。
（二）洞穴存尸、悬布为识的丧葬习俗
丧葬习俗是獽人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特征。《太平寰宇记》记载，獽人亲人离世后，“悬布于门庭为丧标识，待遗体干燥后，以木函盛置山穴中”。这种洞穴存尸的丧葬方式，与巴人船棺葬、蜒人水葬习俗均不相同，是獽人适应西南山地环境的独特创造。其背后蕴含着“魂归山林”的原始信仰，认为将遗体置于山穴中，可使灵魂与自然相融，获得永生。
此外，獽人在送丧时还有“鼓刀辟踊”的仪式。《华阳国志》记载獽人送巴郡太守朱辰灵柩时，“敲长刀、捶胸顿足痛哭”，这种以长刀为乐器、以哀痛为表达的送丧方式，既体现了獽人对贤吏的敬重，也彰显了其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在西南景颇族中还有这种古老的舞刀习俗。
（三）语言与日常习俗
关于獽人的语言，史料记载较为简略，但结合民族学研究可做出合理推断。《太平寰宇记》提及獽人“言语与汉人不同”，而《隋书·地理志》记载其风俗“颇同于獠”。獠人语言归属壮侗语系，由此推测獽人语言亦属于壮侗语系，与古百越语言一脉相承。
在日常习俗方面，獽人早期以狩猎、渔耕为生，迁入巴地后逐渐转向刀耕火种。其服饰以麻布为主，样式简约，便于山地活动；饮食上偏好鱼虾野味，喜食辛辣，与今西南少数民族饮食特征相似。这些习俗既保留了百越族群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巴地的地域特色。
四、汉晋之后的族群扩散与融合
汉晋时期是獽人族群发展的转折点。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加强，獽人逐渐从独立族群向周边民族融合，最终消失于历史文献记载中，其部众融入西南各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晋后的流民浪潮与区域拓展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引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迁徙浪潮，巴地獽人也随之扩散。部分獽人随流民队伍迁入巴蜀腹地及汉中地区，聚居范围扩展至岷江、沱江中下游及渠江上游；另有部分獽人向川鄂边界山区迁徙，进入澧水、溆水流域。
北宋《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简州（今四川简阳）、资州（今四川资中）、怀安军（今四川金堂）一带均有獽人聚居，这表明至北宋时期，獽人仍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族群存在。此时的獽人虽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习俗，但已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文化交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二）隋唐之后的族群身份消解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羁縻政策”，对少数民族族群进行间接管理。在此背景下，獽人逐渐融入周边民族，其族群身份逐步消解。
一方面，獽人与獠人、蜒人等族群深度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部分獽人融入獠人，成为今壮族、布依族的先民；部分则与蜒人结合，演变为后世疍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靠近汉族聚居区的獽人则逐渐汉化，接受汉族的语言、习俗与生产方式，最终融入汉族。
至明清时期，獽人已不再作为独立族群见于文献记载。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仅引用《太平寰宇记》的内容提及獽人，未再补充新的记载，这标志着獽人族群已完成了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进程。
（三）现代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文化印记
尽管獽人族群已消失，但在现代西南少数民族中，仍能找到其文化遗存。例如，今壮族、布依族的婚嫁仪式中，仍保留着“以乐为媒”的简约传统；湘鄂西土家族的丧葬习俗中，存在“悬布为丧”的仪式痕迹；而粤语、泰语中保留的部分古越语词汇，也与獽人语言存在底层关联。这些文化印记，是獽人族群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建的历史见证。重庆和四川地区有不少与“襄”读音相近的地名，如万州的瀼渡镇，云阳的桑坪镇（疑似古名㐮坪），雅安的九襄镇，甘孜的乡（襄）城县，都能看到多少都有襄人的影子在流传。
古巴国襄人图腾纹饰
五、结 语
獽人作为古代巴国的重要主体民族，其历史演变贯穿了从商代方国族群到西南少数民族融合的全过程。从甲骨文卜辞中的“襄人”，到《华阳国志》记载的巴国“獽人”，再到汉晋之后逐步融入西南各民族，獽人的发展轨迹，既是一部族群迁徙与融合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
獽人族群的消失，并非民族的消亡，而是文化的融合与新生。其遗留的民俗文化、语言底层，至今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延续，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与生命力。对獽人族群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巴国多民族联盟的内部结构，更能为探讨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提供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