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岩文苑 | 古代巴国族群奴(卢)人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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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作为先秦时期活跃于川渝地区的重要方国,其族群构成复杂多元,《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历来学界对“奴人”的族属多有争议。结合文献考证与族群迁徙轨迹,推测“奴人”可能为“卢人”,其族源可上溯至先秦卢国,后逐渐迁徙融入巴国。因其在巴国的从属地位,被史学家以“奴人”相称。因巴被秦所灭,部分族群沿西南古道迁徙至怒江流域,或与今怒族怒苏支系存在潜在渊源。因相关文献记载稀缺,此考述多为基于零散史料与民族学线索的推测,仅为一家之言,冀为巴国族群史与西南民族迁徙研究提供些许思路。


一、先秦卢国与卢彭联盟


卢人最早的历史记载,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古老方国卢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盟誓,此“卢”即为卢国,其地望大致在今甘肃东部至陕西南部一带。卢国与彭国地域相邻,二者关系密切,常结为军事同盟,史称“卢彭联盟”。《左传·桓公十八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蠲,臣’”。文中随为大国,对随作战,必将震慑周边小国包括卢国。楚地周边部族林立,卢彭二国作为周之与国,与楚国多有交锋。


春秋时期,楚国势力日益强盛,不断向周边扩张,卢彭联盟难以抵御楚军攻势,最终被楚国所灭。《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卢国当在被灭之列。国破之后,卢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大规模迁徙。其迁徙路线大致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南迁徙,进入今河南、山东一带,甚至远达现在的朝鲜半岛,后大多融入华夏族群;另一支则向西南迁徙,沿秦岭、大巴山一线进入巴蜀地区,成为巴国境内的重要族群。


卢人作为先秦时期的古老部族,信奉巫史文化,这与巴国“尚巫”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俗喜歌舞,高祖乐其《巴渝舞》,使乐人习之”,实则巴渝舞兼具祭祀与军事功能,是巫文化的重要载体。卢人入巴后,其巫史传统与巴人文化深度融合,成为巴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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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人文化遗址图片


二、巴国境内的卢人族群


卢人迁徙入巴后,逐渐成为巴国的附属族群,其踪迹散见于巴国疆域的南部边缘。《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奴人”,结合音韵学考证,“奴”与“卢”古音相近,推测“奴人”实为“卢人”。从族群地位来看,卢人在巴国境内属于被统治族群,与濮、賨、獽等族群并列,需向巴王缴纳贡赋、服兵役,但其仍保留着相对独立的族群组织形态。


巴国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卢人主要聚居在巴国南部的黔涪地区,即今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此地多山地丘陵,自然环境与卢人原居地的高原山地有相似之处,适宜其开展农耕与狩猎生产。考古发掘显示,在今重庆綦江、南川及贵州遵义等地的先秦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器与石器,其形制既与巴文化器物有相似之处,又保留着中原文化与西北氐羌文化的痕迹,推测这些遗址可能为卢人聚居地,其文化特质正是族群迁徙与融合的体现。


战国时期,巴国与蜀国、楚国战事频繁,国力日渐衰微。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率军伐蜀,蜀国灭亡后,秦军顺势灭巴。巴国灭亡后,其境内的族群再次面临打压,形成新的迁徙浪潮。卢人因居于巴国南部边缘,受秦军直接冲击较小,部分族群选择留居当地,逐渐融入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继续向南迁徙,沿乌江、赤水河流域进入云贵高原,开启了新一轮的族群迁徙历程。


三、卢人南迁至怒江流域的推测


巴国灭亡后,南迁的卢人沿西南古代民族迁徙通道,逐步向滇西北方向移动。这条迁徙通道,正是后世所称的“蜀身(yuan )毒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诸多部族沿此道迁徙。卢人南迁的动因,既包括躲避战乱、寻找适宜生存的栖息地,也与西南地区复杂的族群关系密切相关。


从地理路径来看,卢人自黔涪地区出发,经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沿横断山脉北段向南迁徙,最终抵达怒江流域。这一路线的推测,基于两点线索:其一,在云南昭通、大理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带有巴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如柳叶形剑、虎钮錞于等,这些器物可能为南迁的巴地族群所遗留,卢人作为巴国附属族群,或参与了这一迁徙过程;其二,怒江流域的怒族怒苏支系,其口述史中保留着“祖先来自北方”的迁徙记忆,与卢人南迁的方向相吻合。


从族群文化特征来看,卢人信奉巫史文化,而怒族怒苏支系至今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巫教信仰,其巫师“尼玛”负责祭祀、驱邪、治病等活动,与巴地巫文化的功能高度相似;怒苏支系的父子连名制,在巴国部分族群中亦有记载,这种命名制度是维系族群血缘关系的重要纽带,可能为卢人南迁时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此外,怒苏支系的传统服饰以麻布为主,纹饰简朴,与巴地卢人以农耕、纺织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特征存在高度吻合。


另有一种推测认为,卢人本来就是氐羌民族支系,这样就与土家语言和怒族语言的氐羌关联起来。若卢人在迁徙中融入氐羌族群,那么其与怒族怒苏支系的渊源便有了更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推测缺乏直接的文献与考古证据,仅为基于文化相似性的初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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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人文化遗址图片


四、文献稀缺下的研究困境


关于古代巴国卢人的研究,始终面临文献记载稀缺的困境。目前可资参考的史料,仅有《华阳国志》《左传》《史记》等典籍中的零星记载,且多为笼统的族群名录,缺乏对卢人社会结构、文化习俗、迁徙路线的详细描述。就是怒族口述历史,也很难理清民族原生文化与迁移路线。考古发掘虽能提供一些实物证据,但西南地区先秦至汉代的族群遗址往往文化层叠加严重,难以准确区分不同族群的文化遗存。


而关于卢人与怒族怒苏支系的渊源推测,更是处于“证据链断裂”的状态。二者的关联,仅能通过族群迁徙方向、文化特征相似性等间接线索进行推断,缺乏直接的史料与考古实证,算是个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假说。未来的卢人研究,需结合更多的民族学调查、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及新的考古发现,方能进一步厘清卢人的历史流变及其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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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人文化遗址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