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巴国鱼人族群研究
文/道坚法师
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之古代巴国鱼人族
中国古代有一个古老的鱼人部落，后来因之成立了多个鱼国，本文主要重心在巴渝地区，古代巴国境内的鱼人部落。鱼人族群是先秦时期活跃于西南地区的古老族群，其发展轨迹与巴国的兴衰紧密交织，是巴文化多元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逸周书》《左传》《华阳国志》等传世文献，结合考古学发现，对巴国鱼人族群的族源、分布区域、社会地位、经济生活及历史融合进程进行系统考证。鱼人族群与古老的西南巴蜀部族关系，目前文献资料较少，无法清楚梳理出来，仅靠现有线索，研究其有限的历史文化内涵。巴国鱼人族群，分布于今重庆奉节及长江三峡沿线，经历了从独立方国（鱼复国）到庸国附庸，最终融入巴国，并成为巴国治理下的一份子的历史变迁，最终其渔猎文化与巴文化深度融合。
一、鱼人族群的历史沿革
（一）疑为巴蜀部族的分支
鱼人族群的族源可追溯至秦岭以南的古老巴蜀部族，这一结论得到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研究。从文献来看，《逸周书·王会》载周成王时期“鱼复（献）钟鼓、钟牛”，此处的“鱼复”即鱼人族群所建方国，其进贡的钟鼓等礼器，体现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也反映出早期巴蜀文化的特质。考古学证据进一步揭示，宝鸡鱼国墓地出土的钵形尖底罐、三角援戈、柳叶形剑等器物，具有鲜明的早期巴蜀文化特征，与四川新繁、广汉等地蜀人遗址及陕南城洋巴人遗址的器物高度契合，证实鱼人是巴蜀部族的重要分支。部分学者推测，该族群的先人约于商周交替时期翻越秦岭迁徙至陕中西部，后一支族人返回西南故土，成为巴国境内鱼人族群的主体。
（二）从方国到融入巴人的演进
鱼人族群的历史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西周时期，鱼人建立独立方国“鱼复国”，其核心区域位于今重庆奉节一带，作为西南诸侯国参与成周朝会，承担纳贡义务，是当时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部族政权。春秋时期，鱼复国国力衰微，沦为庸国附属，成为庸国“三邑”之一的鱼邑，杜预为《左传》作注时明确指出“鱼，鱼复县”，即鱼人聚居地。公元前611年，庸国率群蛮叛楚，鱼人随庸国军队参与追击楚军，此为文献中鱼人最后一次以独立族群身份参与军事行动。随着秦、巴、楚联军灭庸，巴国分得鱼邑等庸国西部领土，鱼人族群正式归入巴国统治，逐渐丧失独立族群属性，成为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族群名称也逐渐在文献中消失。
二、鱼人族群的分布
（一）鱼复邑的地理定位
鱼人族群的核心聚居地为古鱼复邑，其地理位置明确指向今重庆奉节县东的白帝城一带。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标注此地为“故鱼国”，与《奉节县志》记载的“鱼复浦”相吻合，该区域位于瞿塘峡西口，长江与草堂河交汇处，地势险要且渔业资源丰富。考古发现表明，鱼复浦遗址及周边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鱼骨，印证了此地为鱼人族群长期定居的核心区域。
（二）长江沿线的族群分布
受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影响，鱼人族群的活动范围沿长江呈带状延伸。向西可至重庆忠县一带，向东覆盖湖北宜昌及荆山附近区域，形成了以三峡为中心的分布格局。这一分布特征既与长江沿线丰富的渔业资源相适应，也与庸国、巴国的疆域变迁密切相关——作为庸国附属时，其活动范围与庸国西境相呼应；归入巴国后，成为巴国控制三峡水道的重要族群力量，其分布区也成为巴国东部的重要屏障。
（三）地理环境对族群发展的影响
鱼人族群的分布区域具有典型的峡江地理特征，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却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尤其是中华鲟（古称鳇鱼）等洄游鱼类在此折返，“鳇鱼至此而复洞庭”的生态现象，不仅赋予了“鱼复”地名的由来，更塑造了鱼人族群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长江三峡作为连接巴蜀与荆楚的交通要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鱼人族群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既受巴、楚文化影响，也将自身文化特质融入周边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融态势。
三、鱼人族群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
（一）社会地位：依附强权的附庸族群
春秋时期，鱼人族群的社会地位呈现明显的依附性特征。沦为庸国附庸后，其政治上无自主话语权，军事行动需听从庸国调度，如参与庸国叛楚之战时，鱼人作为辅助力量跟随裨、鯈等族群行动，无独立决策权力。归入巴国后，鱼人族群进一步融入巴人社会，未形成独立的贵族阶层或特权群体，其社会地位与巴国境内其他土著族群相近，以普通部民身份承担生产与军事义务，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族群自主性。
（二）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模式
鱼人族群的经济生活与峡江地理环境高度适配，渔业是其核心生产方式。杜甫在夔州诗作中“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描述，虽为唐代景象，却反映了三峡地区长期延续的渔猎传统，可佐证鱼人族群“以渔为业”的经济特征。除渔业外，受巴国农耕文化影响，鱼人族群也可能从事简单的山地农耕，形成“渔猎为主、农耕为辅”的混合经济模式。此外，作为巴国控制的三峡水道族群，鱼人可能参与长江航运与贸易活动，成为巴国与外界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
（三）渔猎信仰与多元融合
鱼人族群的文化特质，集中体现在渔猎信仰与文化融合两个方面。墓葬中以鱼为随葬品的习俗，表明鱼类在其文化中具有图腾意义，可能与祖先崇拜或生殖信仰相关。而从考古器物来看，鱼人族群的文化呈现多元融合特征：宝鸡鱼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既有巴蜀文化的尖底罐、柳叶形剑，又有周文化的方座簋，反映了与周王室及周边族群的文化交流；归入巴国后，其文化进一步融入巴文化体系，成为巴文化“尚勇、包容”特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鱼人族群与巴国的关系
（一）政治归属：从被征服到主动融入
鱼人族群与巴国的关系始于公元前611年巴国灭庸分地，鱼邑作为庸国故地被巴国纳入版图，鱼人族群由此成为巴国的属民。初期的归属具有被动性，是巴国军事征服的结果，但随着时间推移，鱼人族群逐渐主动融入巴人社会。巴国“兼容并蓄”的族群政策为融合提供了条件，而鱼人族群掌握的渔猎技术与三峡水道控制权，也为巴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二）渔猎文化与巴文化的交融
鱼人族群与巴国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物质文化上，鱼人的渔猎工具与巴人的农耕、军事器具相互影响，形成了兼具峡江特色与巴人风格的器物组合；在精神文化上，鱼人的渔神崇拜与巴人的蛇图腾、巫鬼信仰相互渗透，丰富了巴文化的信仰体系；在社会习俗上，鱼人的丧葬习俗逐渐吸收巴人特征，同时其渔猎相关习俗也被巴人接纳，成为巴楚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
（三）巴国东部屏障与文化中介
鱼人族群对巴国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军事与文化两个方面。军事上，其聚居的三峡地区是巴国东部的天然屏障，鱼人族人凭借对峡江地形的熟悉，成为巴国抵御楚国西进的重要力量；文化上，鱼人族群作为连接巴蜀与荆楚的文化中介，促进了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融合，其独特的渔猎文化为巴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巴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更具多元性与包容性。
五、结论
中国古代巴国鱼人族群是先秦西南地区族群融合的典型案例，其发展历程深刻反映了上古时期西南地区方国林立、族群迁徙融合的复杂局面。作为源于巴蜀部族的古老族群，鱼人族群以今重庆奉节为核心，沿长江三峡分布，在数百年间经历了从独立方国到庸国附庸，最终融入巴国的历史变迁。其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独特的图腾信仰，与巴文化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巴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鱼人族群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见踪迹，但作为生活在奉节一带曾经的主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鱼人部落的历史人文，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回荡，他们的血脉，仍然在华夏大地上，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