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晚清居士赵烈文
文/道坚法师
赵烈文（1832—1894），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晚清知名幕僚、学者与佛家居士。其一生横跨咸同光三朝，亲历太平天国战乱、洋务运动兴起等重大历史变局，以儒佛会通为思想底色，秉持经世致用的实践取向，深度参与幕府军政、佛教刻经等事务，既以“清朝五十年内必亡”的精准预言彰显对时局的清醒洞察，又以金陵刻经处发起人的身份推动近代佛教复兴，最终选择退隐山林，成为晚清士大夫中兼具思想深度与实践自觉的代表性人物。
一、儒学名门与佛缘
赵烈文出身江南儒学世家，自幼浸润于经史之学，博通典籍，却不喜科举功名，早年便展现出超越世俗的学术视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乱席卷江南，社会动荡与民生凋敝的惨状，让秉持儒家济世情怀的赵烈文深受触动。咸丰五年（1855），赵烈文入曾国藩幕府，自此开启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涯，先后参与军务谋划、案牍整理等事务，亲历安庆之战、金陵克复等关键战役，在军政实务中锤炼出经世致用的能力，也见证了清廷统治的腐朽与危机。
同治初年，赵烈文在安庆书肆偶遇佛典，后又因病潜心研读《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典籍，佛缘由此开启。彼时，曾国藩幕府汇聚了一批兼具儒学根基与佛学情缘的士人，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时常探讨佛理，以“心法一空”消解军政事务中的成败执念。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逐渐突破儒家单一的思想框架，开始探索儒佛融合的路径——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经世目标，以佛家“破我执、明心性”为修养工具，形成“儒为表，佛为里”的思想特质。
二、儒佛会通的心性修养与经世实践
赵烈文的儒佛会通思想，并非简单的义理调和，而是立足士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双重需求，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核心集中于心性论与修养观两大层面。
在义理层面，赵烈文主张儒佛“异名同实，殊途同归”。他在与金陵居士王梅叔的论学中明确提出：“孔氏之‘克己复礼’，即释氏之‘破我执’；孟氏之‘不动心’，即释氏之‘不着境’”。在他看来，儒家的“慎独”与佛家的“修心”本质相通，均以消解主观执念为核心，最终实现身心的安顿。对于佛家轮回之说，赵烈文持理性存疑态度，认为“轮回之说，殆有之？然不必执着”，强调佛儒修养的终极目标是“慎独修心”，而非执着于神学命题，这一观点既体现了儒家的理性精神，也彰显了佛家的实用主义特色。
在实践层面，赵烈文将佛理修养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内在支撑。作为曾国藩幕府的核心幕僚，他常年身处军政旋涡，却能以“勘破生死，则成败毁誉皆如镜花水月”的佛理调适心境，在谋划军务时保持清醒冷静。同时，他反对佛家的避世倾向，主张“以日用为道场”，将心性修养融入实务运作——无论是为曾国荃拟定剿捻策略，还是参与《船山遗书》的刊刻谋划，均体现出“内修心性，外务实事”的儒佛会通理想。
三、从幕府谋划到刻经护法
赵烈文的经世致用思想，既体现在军政实务的参与中，更彰显于推动金陵刻经处创立的护法行动中，成为连接儒家经世传统与近代佛教复兴的关键纽带。
（一）幕府实务与时局洞察
咸丰五年（1855）赵烈文观樟树镇湘军，称其营制懈、军气老，预言必败，旋即带领家人二三百口，逃离战争中心，后果如其言，大多不听劝阻的人全家死于战乱，而他却能保全家人。在曾国藩幕府期间，赵烈文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清廷统治的深层危机。同治六年（1867），他与曾国藩的夜间密谈中直言：“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进而预言“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一预言是基于对清廷专制统治的批判——他认为清朝立国的残暴与权谋，早已埋下覆灭的隐患，而这种批判，既源于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也得益于佛家“破执见真”的认知视角，使其能够跳出王朝正统的思维局限，清醒审视时局。
（二）金陵刻经处的发起与实务支撑
同治五年（1866），杨文会在南京发起创办金陵刻经处，旨在抢救太平天国战乱中散佚的佛典，复兴佛教义学。赵烈文作为核心发起人之一，深度参与刻经处的早期运作，其贡献集中于书目规划、底本寻访与义理协同三大方面。
同治六年（1867），赵烈文受曾国荃嘱托，拟定刻经书目46种400卷，确立“直指心性、切于实用”的遴选标准，优先选择《坛经》《悲华经》等契合士人修养的典籍，与杨文会“择要而刊、契士人修持”的理念高度契合。同治七年（1868），他参与北极阁刻经公议，与杨文会、魏耆等十五位同人议定章程，分工募资、寻本、校勘，并主动承担底本寻访之责；光绪元年（1875），他联合王梅叔、魏耆校勘《圆觉经》底本，补正讹误后送交金陵刻经处，保障刊刻文本的权威性。
在义理层面，赵烈文与杨文会围绕宗密《圆觉经略疏》展开深入探讨，主张刻经不仅是文献抢救，更是“以心治本”的救世之举——通过流通佛典，引导士人修心向善，进而辅翼世道人心。这种理念，正是儒佛会通思想在刻经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以佛家典籍流通护持正法，以儒家经世精神救世安民，实现“护法”与“济世”的统一。
四、清醒看世界的士人自觉
赵烈文的思想高度，亦得益于其开阔的交游视野。他虽未出国游历，却与同时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保持深度交流，在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国家制度与社会变革的反思。
真正面临世界大变局时期的腐朽清王朝，已经无法适应世界大势，只能固步自封，顽固守旧。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志之士，能清醒目前的状态。林则徐与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公认“亲眼看世界第一人”。赵烈文与郭嵩焘的文字互动，是其洞察西方制度的重要窗口。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亲历西方议会政治与民主制度，提出“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观点。赵烈文在致李鸿章的书信中盛赞郭嵩焘出使为“士君子之盛节”，通过郭嵩焘的见闻，进一步反思中国君主专制的弊端。他对清朝统治的批判，已暗含对制度变革的隐性诉求，只是受限于时代与认知，未能提出具体的变革方案，仅止步于传统治乱循环史观的框架。
在佛学交游圈中，赵烈文与杨文会、王梅叔等居士切磋义理，与曾国藩、曾国荃探讨佛儒融合之道，形成一个以“修心”与“济世”为核心的士人共同体。他们不谈空疏的教理辩论，专注于刻经实践与心性修养，体现出晚清佛教“务实”“致用”的鲜明特质。这种交游，既强化了赵烈文儒佛会通的思想立场，也让他在士人圈中保持独立的思考——不同于洋务派的“器物救国”，也不同于维新派的“制度变革”，他选择以“修心”为起点，从文化与人心的层面寻求救世之路。
五、归于心性的退隐抉择
光绪初年，赵烈文辞去幕府职务，退隐江苏常熟虞山，筑“天放楼”，潜心读书著述，整理日记与文稿，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逝世。这种退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其儒佛会通思想的最终归宿——历经半生军政实务与刻经护法，他深知清廷积弊已深，非人力所能挽回，遂选择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坚守士人操守。
退隐后的赵烈文，仍与金陵刻经处同人保持联系，关注佛典刊刻进展，但其核心精力转向心性修养与文献整理。他的《能静居日记》，以百万字篇幅记录了晚清的军政变局、佛理感悟与交游论学，成为研究晚清历史与士人思想的珍贵史料。在日记中，他少了早年对时局的激愤批判，多了对心性的平和体悟，真正实现了“心法一空，诸境尽灭”的修养境界，以儒佛会通的智慧，完成了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追求。
六、思想定位与人文精神
赵烈文的一生，是晚清士人在时代变局中探索思想与实践路径的缩影。他的儒佛会通思想，既非脱离现实的义理空谈，也非盲目崇佛的宗教狂热，而是立足经世致用的实践需求，为士人提供了一种身心安顿与社会参与的方案；他对清廷覆灭的预言，彰显了超越王朝立场的历史清醒；他对金陵刻经处的支持，体现了护持文化、救世安民的人文担当。
在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赵烈文既未像郭嵩焘那样亲历西方，也未像康有为那样倡导变法，而是选择以儒佛融合的方式，在传统士人精神的框架内寻求救世之道。这种选择，虽有时代的局限性，却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在动荡的时局中坚守独立思考，在经世与修心之间寻求平衡，在护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清醒审视王朝与制度的危机。赵烈文的思想与实践，为理解晚清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