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巴国的丹砂文化
文/道坚法师
丹砂文化作为古巴国文明的核心标识之一，其形成与发展深度植根于巴地巫风炽盛的文化土壤，贯穿于巴国从部族联盟到方国形态的历史进程。本文以《史记》《华阳国志》等正史文献为纲，结合历代地方志、考古报告及近现代学术研究，从资源分布、巫文化赋能、社会功能演变三个维度，系统考辨古代巴国丹砂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影响。研究表明，巴国丹砂的开采利用以渝东南—黔东北矿带为核心，在巫文化的驱动下形成"从通神到医用再贸易"的功能链条，其不仅是巴人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更是维系巴国政治存续、经济繁荣的战略资源，最终通过与秦楚等中原势力的互动，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一、引言
古巴国地处长江上游川渝鄂湘黔交界地带，《华阳国志·巴志》载其"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片被群山峡谷环绕的区域，既孕育了独特的巴人文明，也蕴藏着丰富的丹砂（朱砂）资源。丹砂作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在古代社会兼具精神与物质双重价值，而巴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使其丹砂文化呈现出与其他地域截然不同的特质——巫文化的深度渗透。
巴人巫风自古盛行，《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巫山为"帝药八斋"之地，开启了巴地巫文化与矿物资源关联的先河。从考古发现来看，川渝地区巴人墓葬中普遍存在丹砂随葬现象，从重庆九龙坡冬笋坝的朱砂陶罐到四川宣汉罗家坝的人骨下朱砂铺垫，无不印证着丹砂在巴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古巴国丹砂资源的地理分布
（一）核心产区的文献锁定
古巴国丹砂产区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文献，《逸周书》载"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晋人徐广注解《史记·货殖列传》时明确标注"涪陵出丹"，直指巴郡涪陵为丹砂核心产地。《后汉书·郡国志》进一步佐证，全国产丹之县仅涪陵与谈指两处，其中古巴国境内的涪陵县治所在今重庆彭水郁山镇，此地成为当时全国两大丹砂产区之一。
历代地方志对巴地丹砂产地的记载更为具体：明《四川通志·物产》载"彭水、黔江、酉阳皆出丹砂"，清《彭水县志》明确"郁山产丹砂，矿穴深数丈，历代开采不绝"，民国《黔江县志》亦记"县北五里丹山，山多丹砂，为古丹兴县得名之由"。结合现代地质普查结果，巴国丹砂产区集中于武陵成矿区的渝东南—黔东北矿带，涵盖今重庆彭水、黔江、长寿及贵州务川等地，这与文献记载的"巴郡枳县""涪陵郡"等行政区划高度吻合，形成了清晰的资源分布图谱。
（二）巴人对丹砂资源的早期开发
巴人对丹砂的认识与利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的涂朱陶盘（距今6400~5300年），被推测为巴人先民的遗存，这表明巴地族群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丹砂的群体之一。考古学家推测，巴人的起源与大溪文化群体密切相关，而大溪遗址作为巫臷文化核心地带，其墓葬中大量鱼骨的保存需要食盐腌制，与丹砂开采形成的资源贸易网络相辅相成，为巴人早期丹砂利用提供了文化基础。
进入商周时期，巴人对丹砂的开采技术日趋成熟。《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向商周王朝进贡"丹、漆、茶、蜜"，其中"丹"即丹砂，成为巴国重要的贡品。从罗家坝遗址朱砂墓的年代分布来看，战国早期至中晚期是巴人丹砂使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墓葬中丹砂的普遍出现，反映了丹砂开采规模的扩大与资源获取的常态化，为丹砂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巫文化对丹砂文化的赋能与精神建构
（一）丹砂是巫祭通神的媒介
巴地巫文化以"灵山十巫"为精神源头，形成了以占星、占卜、通灵为核心的信仰体系，而丹砂因其赤红色泽成为巫祭活动的核心法器。在巴人观念中，红色象征太阳、火焰与血液，是维系生命的神圣色彩，《说文解字》释"丹，巴、越之赤石也"，既点明了丹砂的产地属性，也暗示了其文化象征意义。
巴人巫师在祭祀活动中广泛使用丹砂：或涂饰占卜甲骨与巫器，以增强"通神"效力；或焚烧丹砂，借其烟雾营造神灵降临的神秘氛围；或用丹砂绘制符咒，实现驱邪禳灾的目的。《路史》注《山海经》云"丹山，乃今巫山"，而巫山作为巴人巫文化的发源地，其丹砂资源与巫祭活动关联起来，形成"山、丹、巫"的神圣关联。这种文化传统延续至秦汉，巴寡妇清家族"擅丹穴之利数世"，有学者推测其家族可能继承了巴巫集团的丹砂掌控权，甚至巴清本人即是巫师，这也解释了秦始皇为何以"贞妇"之礼相待并筑怀清台纪念。
（二）丹砂与巴人"灵魂不灭"的丧葬信仰
丹砂在巴人丧葬习俗中的广泛应用，是巫文化"灵魂不灭"观念的直接体现。考古发现显示，巴人墓葬中使用丹砂的方式多样：罗家坝遗址5座墓葬中"人骨下撒朱砂"，形成专门的丧葬礼仪；冬笋坝遗址99号墓葬的陶罐中发现朱砂痕迹，与四川地区巴人墓葬直接撒布朱砂的习俗形成地域差异，但均服务于灵魂保护的宗教信仰不变。
这种丧葬习俗的源头可追溯至陶寺文化的贵族葬仪制度，但巴人结合自身巫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古人认为丹砂具有防腐驱虫的物理特性，更有"护灵"的神秘功效，《名医别录》载丹砂"能化为汞，杀精魅邪恶鬼"，印证了其在巫文化中的驱邪功能。巴人将丹砂用于墓葬，既希望借助其红色象征意义引导灵魂回归神灵怀抱，又试图通过其"神性"保护尸骨不朽，实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永生，这一习俗成为丹砂文化与巫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表征。
（三）丹砂的巫医结合功能
巴地巫文化向来有"巫医同源"的传统，巫师同时兼具医者身份，而丹砂则成为巫医活动的重要药材。陶弘景《名医别录》明确"丹砂产于巴州"，并记载其"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将其列为"药之上品"。巴人巫师利用丹砂治疗疾病，既基于其实际药用价值（如外用治疗皮肤病），又赋予其巫法驱邪的神秘色彩，形成"物理治疗加精神慰藉"的双重疗效。
这种巫医传统在巴地延续千年，《彭水县志》载"土人以丹砂涂患处，治疥瘘诸症"，正是巴人巫医文化的遗存。丹砂的医用功能不仅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更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从巫师专属走向普通民众生活，成为维系巴人族群健康的重要物质，进一步巩固了丹砂在巴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
四、丹砂文化在巴国历史中的社会功能
（一）维系统治与外交的战略资源
巴国"巫君合一"的社会结构，使得掌控丹砂资源成为维系政治权威的关键。巴人巫师作为丹砂开采与使用的垄断者，通过巫祭活动将丹砂的"神性"转化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形成"神权、王权、资源权"的三位一体统治模式。向中原王朝进贡丹砂，则成为巴国寻求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岁贡中邦"，丹砂作为核心贡品，既彰显了巴国的资源优势，也维系了其与商周王朝的宗藩关系。
进入战国时期，丹砂成为诸侯争夺的战略资源。秦、楚等强国因炼丹求仙与丧葬需求，对丹砂需求量激增，而巴国作为主要产区，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焦点。《史记·苏秦列传》载"楚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东有夏州、海阳，西有黔中、巫郡"，其中黔中、巫郡正是巴国丹砂主产区，楚国对该地区的争夺，本质上是对丹砂资源的控制。丹砂资源的战略价值，使其从精神文化载体上升为影响巴国国运的政治筹码。
（二）驱动贸易网络的经济价值
丹砂的稀缺性与多重价值，使其成为巴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商品，形成了覆盖西南地区的贸易网络。《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家亦不訾"，其财富来源正是丹砂贸易的垄断权，其家族"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可见丹砂贸易的巨大利润。这一记载并非孤证，《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地"土地丰饶，物产阜盛"，丹砂与盐、漆等共同构成巴国的经济支柱。
巴国丹砂贸易网络以长江、乌江等水系为纽带，东达楚国、北通秦国、南抵黔中。考古发现，贵州务川西汉墓群中21座墓葬使用朱砂，而务川曾属楚国黔中地，汉代归属涪陵郡，印证了丹砂贸易的地域延伸。唐宋时期，巴人后裔"五溪蛮"仍延续这一传统，宋真宗时"向通汉率所部来朝，贡名马、丹砂"，表明丹砂贸易在西南地区的长期延续。丹砂贸易不仅为巴国带来了巨额财富，更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
（三）巴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
秦灭巴后，巴国丹砂文化并未消亡，反而通过与中原文明的碰撞融合获得新的发展。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据考证其水银主要来源于巴地丹砂提炼，而巴寡妇清家族正是这一资源的主要供应者。秦始皇为巴清筑"女怀清台"，既出于对丹砂资源的重视，也暗含对巴地巫文化的认可，成为丹砂文化融入中原文明的标志性事件。
历代地方志对巴地丹砂与怀清台的记载，延续了这一文化传承：嘉庆《四川通志》载"怀清台在长寿县南"，民国《长寿县志》明确其"在县南千佛场龙山寨"，将巴寡妇清与丹砂文化、地方历史紧密绑定。这种记载既保留了巴国丹砂文化的历史记忆，也通过官方史志的编纂，将其纳入中华文明的叙事体系，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
五、结论
古巴国丹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地理环境、精神信仰与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巴国境内丰富的丹砂资源为文化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巫文化则赋予丹砂"通神、护灵、驱邪"的精神内涵，使其从普通矿物升华为巴人文明的核心符号。在巴国历史进程中，丹砂文化逐步形成了"精神信仰与医疗实用、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的多元功能体系，既维系了巴人内部的文化认同与社会稳定，又构建了巴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桥梁。
从文献考证来看，《史记》《华阳国志》等正史奠定了丹砂文化的历史框架，历代地方志则细化了其地理分布与传承脉络，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坚实佐证。巴国丹砂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将物质资源与精神信仰完美融合，创造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文明形态。随着巴国的消亡，其丹砂文化并未湮灭，而是通过资源贸易、文化传承等方式融入中华文明，成为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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