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居士邓蟾秋的救国实践
文/道坚法师
邓蟾秋（1871—1953）作为民国时期重庆江津籍民族资本家与佛教护法居士，其爱国实践贯穿抗战时期全过程，形成了"商业兴邦为基、慈善济民为要、文化护根为魂、教育育才为本"的完整体系。从早年商业积累中孕育的社会责任感，到1926年皈依佛教后形成的慈悲济世理念，再到抗战时期受欧阳竟无、陈铭枢等大德影响，他将数百万家产悉数投入赈济灾民、护持刻经、资助教育、庇护学者等救国事业。其爱国行动既体现了传统士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又融合了佛教居士"上报国家恩"的修行宗旨，成为抗战大后方民营资本与宗教力量相结合的爱国典范，为西南地区的民生保障、文化存续与民族精神凝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爱国情怀的孕育与升华
邓蟾秋的爱国底色，根植于其商业生涯中形成的社会责任感，而1926年的信仰转向则为其爱国行动注入了更深沉的精神内核。出身江津白沙镇商业世家的邓蟾秋，自幼受父亲邓洪顺"以商济世"理念熏陶，继承"洪顺祥"盐号后，又创办"大有恒"钱庄、江津农工银行及自贡"福川"盐号，成为四川盐业"江津帮"的核心代表，构建起覆盖川渝的商业网络。在商海沉浮中，他既展现出"川战爆发时囤积百余船盐待价而沽"的商业智慧，更坚守"诚信经营、义利兼顾"的准则，为日后大规模公益捐助积累了物质基础，也培养了对社会民生的敏锐体察。
1926年的人生转折成为其信仰与价值观的重要分水岭。因拒绝权贵不合理要求遭报复入狱的经历，让他看透世俗权术的虚妄，出狱后赴北平闲住期间皈依佛教，以居士身份奉持戒律，将佛教"慈悲喜舍""自利利他"的教义内化为行为准则。这一转变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将商业积累的财富力量与宗教信仰的精神追求相结合，形成"以护法促济世，以济世践爱国"的行动逻辑。"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刻返回四川，自费印刷五千份《田中奏折》广为散发，以唤醒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这是其信仰与爱国情怀首次结合的公开实践，标志着他从"商业精英"向"爱国护法居士"的彻底转型。
重庆地区深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与大德高僧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其爱国理念的内涵。在与华岩寺方丈宗镜法师、内学院欧阳竟无等大德的交往中，他深刻领悟到"护持佛法即护持文化，守护文化即守护民族根脉"的道理；与民国元老陈铭枢（陈真如）等政界护法的交流，则让他明确了"佛教徒应尽国民责任，救国即是最高修行"的方向。这种多元影响的融合，使邓蟾秋的爱国观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捐助，形成了兼具民生关怀、文化自觉与民族大义的完整体系。
二、战乱中的民生守护与社会担当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成为日军轰炸重点，川东地区灾民流离、民生凋敝。邓蟾秋以佛教"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为指引，将慈善救济作为爱国行动的首要实践，构建起覆盖赈济、福利、公共设施的多元慈善体系。1935年，他与邓燮康共同筹建江津县佛教救济院，并出任首届院长，建立佛教"石泉义仓"，储备粮食，专门赈济受灾民众与贫苦百姓，成为抗战期间川东地区重要的民生保障机构。面对日军轰炸造成的难民潮，他不仅开放自家产业接纳流离失所者，还协调盐业公会资源，为难民提供临时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安置压力。
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邓蟾秋始终秉持"公益不分教派，济民不问出身"的原则。早在1926年，他作为虔诚佛教徒，捐银洋两万元给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修建"蟾秋图书馆"，为市民提供精神栖息之所；抗战期间，他持续投入资金修缮江津地区的道路桥梁，改善战时交通条件，便利物资运输与民众出行。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避难学者的庇护与资助，彰显了"礼贤下士"的传统美德与"守护人才即守护国运"的远见。抗战期间，周光午、何之瑜、曹靖华、台静农等大批文化名流入川避难，邓蟾秋均予以悉心照料，或提供居所，或资助生活费用，甚至将自家别墅"康庄"无偿借给陈独秀一家居住，被时人誉为"江津之孟尝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庇护，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传承者的守护，为抗战时期文化火种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保障。
邓蟾秋的慈善实践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其一，应急性与持续性相结合，既对轰炸灾情、难民潮等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又通过佛教救济院、佛教义仓等慈善机构维持长期福利保障；其二，物质救助与精神关怀并重，在提供衣食住行保障的同时，尊重学者尊严，营造学术交流氛围；其三，个人捐助与社会动员并举，以自身影响力带动江津士绅群体参与慈善，形成"一人带头、众人跟进"的良好局面。正如陈独秀所言："蟾秋翁百万家财，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慈善行动不仅缓解了战时民生困境，更凝聚了民心，彰显了民族危难之际的社会担当。
三、佛教刻经运动中的文明守护
抗战时期，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存续危机，南京、北平等地的文化机构被迫西迁。邓蟾秋以佛教护法居士的身份，将经版保护与佛经刊刻作为文化爱国的核心实践，成为西南地区文化护根运动的关键力量。其文化救国行动主要围绕两大核心展开，形成了"护持经版、协作刻经"的完整布局。
对支那内学院蜀院的全力资助，是邓蟾秋文化护根的标志性贡献。1937年南京沦陷后，欧阳竟无率支那内学院携1.43万片珍贵经版西迁，抵达江津后面临"一无经费，二无场地"的绝境。邓蟾秋闻讯后当即捐出3万块大洋承担全部基建经费，促成内学院在江津东门公园建立蜀院；随后又追加1万元运营经费，并让出民众教育馆作为临时教学与刻经场地，彻底解决了学院的存续难题。在经版保护过程中，他与吕澂、王恩洋等学院骨干密切协作，协调地方力量将经版分散藏于华岩山等安全区域，采用"分散藏版加异地复刻"的方式规避轰炸风险，确保这批承载千年佛教文化的珍贵遗产免遭损毁。此外，他还参与院务讨论，支持《藏要》三辑续编、《竟无内外学》刊刻等重要学术工程，推动佛典校勘与研究的持续开展，使蜀院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研究与经籍整理的核心基地。
对华岩寺印经院的支持，则体现了其推动区域文化网络构建的远见。1936年宗镜法师主持华岩寺期间，整合资源正式成立印经院，邓蟾秋不仅捐资助刻，还协助联络内学院王恩洋、吕澂等学者参与经籍校勘，促成华岩寺与蜀院的版片共享与学术协作。在他的支持下，华岩寺印经院刊刻了《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等天台宗要籍，以及《唯识三十论颂》等唯识学经典，还有《达摩四论》等敦煌遗书的校刻出版，既为华岩佛学院提供了标准化教材，又丰富了西南地区的佛典流通种类。更为重要的是，他推动形成了"华岩寺印经院与支那内学院蜀院"的重庆刻经网络，各机构互通有无、协同护经，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西南枢纽。
邓蟾秋的文化爱国实践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从文化层面看，他守护的经版与刊刻的经典，不仅是佛教文化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校三审"的校勘标准与传统木刻工艺的坚守，体现了对文化传承的严谨态度；从民族层面看，在国土沦陷、文化垂危之际，经籍的存续与流通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让沦陷区民众与后方同胞通过文化认同维系民族情感；从实践层面看，他开创的"居士捐助、学者校勘、寺院刊刻"的协作模式，为战时文化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彰显了民营资本与宗教力量在文化救国中的独特价值。
四、抗战救国的育才行动
邓蟾秋深知"教育为立国之本，育才为抗战之基"，将教育捐助作为爱国行动的长远布局，毕生致力于培养民族复兴所需的人才力量。其教育捐助既涵盖基础教育的夯实，也包括高等教育的扶持，更注重贫寒学子的资助，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育才体系。
对家乡基础教育的持续投入，是邓蟾秋教育救国的核心实践。他继承父亲邓洪顺创办聚奎学校的传统，先后捐资十五万余元用于学校扩建、设备更新与师资聘请，使聚奎学校从乡村私塾发展为川东地区知名学府。抗战期间，他进一步扩大教育资助范围，捐五万元支持新本女子中学建设，打破传统教育性别壁垒，为女性接受教育创造条件。1941年七十大寿时，他毅然将所收3.5万余元礼金全部捐赠聚奎中学，设立"邓蟾秋奖学金"，专门奖励贫寒优秀学子，激励后辈奋发图强。这种"取之于社会，用之于教育"的举措，既体现了对家乡的深厚情怀，更彰显了"教育救国"的远见卓识——在战乱年代，唯有坚守基础教育阵地，才能为民族存续保留人才火种。
除了实体学校的捐助，邓蟾秋对高等教育与学术人才的扶持同样不遗余力。他支持支那内学院蜀院与华岩佛学院的教学事业，不仅提供经费保障，还协调学者互访讲学，为佛学院学生创造优质的学术环境。对于避难入川的贫困学者与留学生，他更是慷慨解囊，长期资助其完成学业或学术研究。受其资助的学子中，既有后来成为桥梁专家的邓焕曾、医学博士邓庆曾，也有中国排坛名宿邓若曾等各界精英，他们在战后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印证了邓蟾秋"育才即救国"理念的深远价值。
邓蟾秋的教育实践具有鲜明的爱国特质：其一，公益性与普惠性，他的捐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尤其关注贫寒学子与女性群体，体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其二，战时性与长远性结合，既满足抗战时期急需人才的培养需求，又着眼于战后国家建设的人才储备；其三，教育与育人并重，在提供物质资助的同时，以自身"勤俭持家、慷慨济世"的人格魅力影响学子，培养其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正如他所言："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他将财富转化为教育资源，本质上是将个人力量转化为民族复兴的长远动力。
五、邓蟾秋爱国实践的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邓蟾秋以佛教居士的特殊身份，将商业资本、宗教信仰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构建了涵盖慈善济民、文化护根、教育育才的全方位救国体系，其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价值，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民族资本家，他摒弃"藏富于己"的传统观念，将百万家产悉数用于救国事业，展现了民营资本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责任担当；作为佛教居士，他突破"独善其身"的修行局限，以"普度众生""上报国家恩"的教义为指引，将宗教信仰转化为济世救国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信仰与爱国的高度统一；作为地方士绅，他传承"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美德，在战乱中守护民生、文化与教育，成为维系地方秩序与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
邓蟾秋的爱国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独特价值：在实践路径上，他实现了"物质救国"与"精神救国"的双重推进，既通过慈善捐助解决战时民生困境，又通过文化护持与教育育才守护民族精神根基；在力量整合上，他促成了商业资本、宗教界、学术界与地方士绅的协同联动，形成了救国合力；在精神内核上，他融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慈悲济世"与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构建了具有传统底蕴与时代特征的爱国观。
回望历史，邓蟾秋的救国实践昭示我们：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宗教信仰可以与爱国情怀良性互动，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社会的积极力量；民营资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财富积累，更在于以财富回馈社会、助力国家发展。在民族复兴的当代语境下，邓蟾秋"护法以济世，输财以爱国"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唯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物质力量与精神追求有机统一，才能在时代浪潮中实现个人价值与民族大义的双赢。邓蟾秋用一生践行了"爱国不分身份，救国不择途径"的信念，其事迹与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抗战史与民族精神基因之中，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