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部长翁文灏在华岩寺与中共统战合作史考略
文/道坚法师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千年古刹华岩寺不仅是躲避战火的清净之地，更因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入驻，成为战时经济运转的核心枢纽。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此主持大局的数载光阴，既镌刻着一位学者型官僚的科学救国理想，也见证了他与中共基于爱国共识的特殊互动。
一、从地质宗师到战时经济舵手
翁文灏（1889年7月26日—1971年1月27日），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出身商绅家庭，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民国核心技术官僚。
（一）早年求学与学术奠基（1889—1935）
翁文灏6岁入私塾，13岁（1902年）考中秀才，后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外文，逐渐接触西学。
1908年赴比利时留学，1912年获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
1913年归国后，与丁文江首创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清华地质学系主任、代理校长。
学术成就卓著：编制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第一张彩色地质图，发现“燕山运动”，建立中国首个地震台，培养李四光、黄汲清等一代地质宗师，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等经典著作。
（二）跻身政坛与战时担当（1935—1949）
1932年受蒋介石延揽，出任国防计划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秘书长，正式踏入仕途；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出任经济部长，1939年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期间（1938—1945）主持经济部工作，统筹工业内迁、战略资源开发，奠定大后方工业基础，成为战时经济的核心决策者。
1945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主持金圆券改革失败后辞职；同年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
1949年脱离国民党，先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始终未赴台湾。
（三）归国晚年与历史定位（1951—1971）
1951年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回国，成为首位归国的前国民党高官，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晚年专注地质翻译与研究，文革中受特殊保护，未遭严重冲击；197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迁万安公墓），遗嘱中仍牵挂祖国统一。
家庭情怀：抗战时将三子全部送入前线，次子翁心瀚（空军机师）1944年殉国，长子翁心源（石油工程师）1970年蒙冤自杀，成为其晚年最大伤痛。
（四）核心特质与思想底色
翁文灏秉持“科学救国”理念，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以工业化为国家富强之路，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僚。
清廉自守，在国民党腐败官场中独善其身，不抽烟、不喝酒、不纳妾，工资多用于购书与资助学生。
无宗教信仰，思想底色为纯粹的科学理性，始终以爱国统一为核心立场。
二、华岩禅院中的经济中枢与统战暗线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华岩寺因地处疏散区、建筑规整且隐蔽，成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的战时办公地。翁文灏在此居住办公近三年，使这座古刹成为战时经济决策与统战互动的特殊舞台：
（一）华岩寺的办公轨迹与日常
空间布局：寺院让出核心建筑海云楼（四合院布局，建筑面积近500平方米）作为经济部核心办公区，翁文灏在悬有“野鹤闲云”匾额的“官厅”内主持工作，接待各地技术专家与政要，居正、戴季陶等曾在此常住办公。
核心工作：在此统筹工业内迁收尾工作，协调川滇黔等地工厂设备安装、原料调配；主持煤炭、钢铁、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勘探与生产调度，其决策直接支撑前线军工与后方民生。
战时坚守：面对日机频繁轰炸，仍坚持在寺内办公、撰写日记，详细记录空袭状况与经济工作进展；1940年曾偕殉国前的次子翁心翰游览华岩寺，留下战时难得的父子温情片段。
（二）下属机构中的中共力量
翁文灏秉持“以才任人”的用人原则，对下属机构中的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采取“默许容纳”态度，形成了特殊的统战合作氛围：
1. 核心中共人士的任用与掩护
在经济部下属的农本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平价购销处等机构，默许次长何廉、农本局副局长章乃器等重用中共地下党员：骆耕漠（农本局专员）、张锡昌（平价购销处专员）、孙冶方（工合重庆办事处视察）等均在其管辖范围内任职。
这些中共党员以技术人员身份开展工作，既为战时经济建设出力，也借此掩护地下活动。翁文灏对其身份虽知情，但出于“抗战大局”与“专业至上”原则，未加阻拦，甚至在人事考核中对其专业能力予以肯定，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活动平台。
2. 对“清共”的消极抵制
抗战期间，国民党特务系统多次要求经济部“清查共党分子”，尤其针对工合、农本局等进步力量集中的机构。翁文灏以“技术机构不宜卷入政治斗争”“抗战时期人才难得”为由，多次拖延或拒绝执行“清共”指令，为中共地下党规避了暴露风险。
对部分被特务盯上的进步人士，他通过“调岗”“外派考察”等方式转移其工作地点，间接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三）张锡昌案中的统战担当
1940年，中共地下党员、平价购销处专员张锡昌因从事地下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案件很快报送至经济部。翁文灏在了解情况后，基于爱国共识与对人才的爱惜，主动介入营救：
他以“张锡昌为战时经济建设重要技术人才，其工作关乎平价物资供应”为由，亲自向军统负责人交涉，强调“抗战时期应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宜自相残杀”。
同时通过与周恩来的秘密联络渠道，传递案件进展信息，协调多方力量。最终在其斡旋下，张锡昌得以无罪释放，重返工作岗位，成为翁文灏与中共统战合作的典型例证。
这一营救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翁文灏战时态度的集中体现：他虽身处国民党政权核心，却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对中共地下党采取“不支持、不打压、多保护”的务实立场。
三、翁文灏与中共关系探讨
翁文灏在华岩寺时期与中共的互动，既非秘密党员的组织联结，也非单纯的政治妥协，而是抗战语境下基于爱国共识的特殊统战合作，其核心特征与边界清晰可辨：
（一）合作的基础是爱国共识
共同目标一致：双方均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目标，翁文灏需要中共地下党中的技术人才支撑战时经济，中共则需要借助经济部的合法平台开展统战与情报工作。
理念存在契合：翁文灏主张的“科学救国”“民生主义”与中共的抗战主张有一定交集，对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也心存不满，为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统战关系的明确边界
非中共党员（含秘密党员）：虽然有传说翁文灏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档案中，无翁文灏入党的任何记录；1948年被列为战犯、1949年滞留海外两年后才归国的轨迹，与秘密党员的行动逻辑完全矛盾，学界主流认定其为“中共重要统战对象”而非党员。
合作限于抗战范畴：他对中共地下党的宽容与保护，仅针对“抗日爱国”的共同目标，未允许其在经济部内部建立党组织或开展颠覆活动，始终坚守“技术官僚”的中立底线。
（三）战时统战的历史意义
翁文灏在华岩寺的作为，展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他以禅院为据点，用科学理性支撑战时经济，以包容姿态保护进步力量，既为国民党政权维系了经济命脉，也客观助力了中共的抗日事业。
这种“跨阵营”的合作，正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复杂生态的写照——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爱国情怀超越了政治分歧，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核心纽带。而翁文灏以学者型官僚的独特身份，在其中扮演了“桥梁”与“守护者”的角色，其历史定位也因此更加立体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