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驻华岩寺相关机构人员参与民主建国会筹建工作研究
文/道坚法师
民主建国会（1952年后更名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抗战胜利后由经济界人士主导建立的民主党派，其筹建核心力量多来自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管理体系与后方实业界。本文基于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民建中央权威史料，聚焦1938—1946年入驻重庆华岩寺（含下院报恩寺）的经济部系统、财政部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梳理相关机构人员参与民建筹建的具体情况，厘清人员关联脉络、任职交集与历史影响。研究发现，驻华岩寺的经济管理官员与金融实业家构成了民建筹建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将战时在华岩寺形成的经济统制经验与战后的民主改革诉求相结合，推动了民建“民主与建设”政治纲领的形成。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
（一）研究背景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陪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与机构疏散的目的地。华岩寺地处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因远离市区轰炸核心区且环境清幽，于1939—1942年期间，华岩寺及其下院报恩寺先后接纳了经济部、财政部系统的多个核心职能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成为战时后方重要的政务与经济管理要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主运动高涨，以黄炎培、胡厥文为代表的经济界人士发起筹建民主建国会。该党派的核心成员多具有战时经济管理与实业运营的背景。因此，梳理驻华岩寺相关机构人员与民建筹建的关联，不仅有助于还原民建诞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更是解析战时政府经济管理群体在战后向民主党派转型的政治轨迹的重要视角。
（二）核心概念界定
1. 驻华岩寺相关机构：指1938—1946年正式入驻华岩寺本体及下院报恩寺的各类单位。主要包括经济部系统（如资源委员会矿业司、平价购销处川康分处、工矿调整处渝西办事处等）、财政部系统（如国库署渝西分处、税务署川东稽征局等）、金融机构（如天津银行重庆分行疏散点、四川省银行华岩办事处等）以及学术文化单位（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界定依据为重庆市档案馆入驻登记档案及相关遗址保护标注。
2. 民建筹建时段：限定为1945年8月21日筹备启动至12月16日成立大会召开。这一时期包含了筹备会议的召开、《成立宣言》的制定、组织架构的设计以及首届理监事的选举等关键环节。
3. 参与筹建人员：指在上述时段内，参与民建筹备会议、参与宣言起草、参与组织架构设计，或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理监事的核心成员。名单依据民建成立大会档案与《民建简史》确认。
二、驻华岩寺相关机构与民建筹建核心人员关联
（一）经济部系统驻华岩寺机构关联人员
经济部系统是驻华岩寺的核心入驻群体，1939—1942年，该系统的相关人员在民建筹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多人成为核心发起者或首届理监事。
1. 胡厥文（民建常务理事）
胡厥文是民建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战时，他担任经济部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并于1944年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顾问。这一职务使他与驻华岩寺的工矿调整处渝西办事处存在直接的业务指导关系。据档案记载，胡厥文曾多次赴华岩寺开展内迁工厂的协调工作，对华岩寺作为后方工业调度枢纽的功能有切身体会。
在民建筹建过程中，胡厥文是核心筹备组成员，全程参与了24次筹备会议。在1945年12月16日的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致开幕词，主导了实业界代表的联络工作，是连接战时工业管理体系与战后民主党派的关键人物。
2. 李烛尘（民建常务理事）
李烛尘在战时担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委员，分管华北盐业资源的统筹工作。资源委员会是战时国家资本的操盘核心，其矿业司曾入驻华岩寺。1941年，他曾亲赴华岩寺，参与西南盐矿与煤铁资源的调配会议。
在民建筹建中，李烛尘深度参与了《成立宣言》的起草工作，其主张聚焦于实业界的民主权利诉求。当选常务理事后，他主要负责产业政策建议板块，将其在华岩寺时期积累的资源统筹经验转化为对国家经济政策的民主监督建议。
3. 吴羹梅（民建常务理事）
吴羹梅在1942—1945年期间担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专门委员，负责后方五金工业原料的统筹。他与驻华岩寺的工矿调整处渝西办事处存在直接的业务隶属关系，定期需查阅该办公点的工厂登记档案。
作为民建筹备干事会成员，吴羹梅参与了民建产业政策主张的制定。他极力推动将“保护民族工业”纳入政纲，这一主张直接源于他在战时华岩寺周边协调工业生产时所观察到的民营企业生存困境。
4. 黄墨涵（民建理事）
黄墨涵在战时的身份是经济部重庆区工矿督导处专员，其办公地点即位于华岩寺海云楼西侧院落。他直接监管西南民营企业的生产合规性，与驻华岩寺的经济部各机构合署办公，是战时华岩寺办公区的常驻官员之一。
在民建筹建中，黄墨涵发挥了地域联络作用，作为重庆地区的筹备联络人，他负责召集西南实业界代表参与民建，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理事。
5. 徐崇林（民建理事）
徐崇林在1943—1945年任经济部物资局专门委员，入驻华岩寺后，直接参与后方钢铁、煤炭等战略物资的调配，隶属于驻华岩寺经济部的核心工作体系。
在民建筹备会议上，徐崇林是财经议题的积极发言人。他基于战时在华岩寺的工作经历，提出了改革战时物资管理体制、允许实业界参与物资调配的民主主张。
（二）财政部系统驻华岩寺机构关联人员
财政部系统机构于1940—1943年入驻华岩寺，与经济部机构合署办公。其关联人员在民建筹建中主要侧重于财经政策的设计与金融民主的诉求。
1. 俞寰澄（民建理事）
俞寰澄在战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委员，分管川康区出口物资税则的制定。他与驻华岩寺的税务署川东稽征局存在税则执行上的协同关系，并多次赴华岩寺开展出口税收的核查工作。
在民建筹建中，俞寰澄参与了政纲中财经政策板块的起草，他结合战时在华岩寺的税务工作经验，提出了税制民主改革的建议。
2. 姜庆湘（民建理事）
姜庆湘是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战时曾与驻华岩寺的国库署渝西分处合作开展后方财税调研，其部分研究数据直接来源于华岩寺办公点的田赋征收记录。
在民建筹备期间，姜庆湘利用其专业的财税知识，为党派提供了关于战后财政税收政策的专业咨询，并当选为理事。
（三）金融机构驻华岩寺关联人员
驻华岩寺的金融机构多以临时疏散办公点的形式存在，其关联人员在民建筹建中主要负责经费筹集与金融界的联络。
1. 章乃器（民建常务理事）
章乃器是著名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战时他曾任经济部农本局顾问，而农本局川康区办事处于1941年入驻华岩寺西院。章乃器作为顾问，参与了该办事处物资运销金融支持方案的设计，并与同期在寺的天津银行重庆分行华岩寺办事处有业务协作。
在民建筹建中，章乃器是核心筹备组成员，主导了《成立宣言》中经济部分的起草。他聚焦于破除官僚资本对金融的垄断，保护民族资本，其思想深受战时在华岩寺周边观察到的金融与实业互动情况的影响。
2. 胡子婴（民建理事）
胡子婴在战时担任财政部重庆区税务管理局专员，协助推行战时货物税的简化征收。她与驻华岩寺的四川省银行华岩办事处存在密切的税务与金融协同工作关系，负责银行业务的合规监管。
在民建筹建中，胡子婴是妇女界实业代表的联络人，她积极推动金融监管的民主化条款，并当选为首届理事。
3. 徐伯昕（民建监事）
徐伯昕在1944—1945年任财政部公债司顾问，参与战时公债的宣传与认购动员。这一工作使他与华岩寺内的金融机构产生了公债承销的业务关联。
在民建筹建中，徐伯昕利用其在金融界的人脉，负责筹备经费的筹集工作，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监事。
三、关联特征与历史意义
（一）关联特征
1. 人员构成集中于经济管理核心层：参与民建筹建的驻华岩寺关联人员，大多是战时经济部、财政部系统的中层以上官员或高级顾问，以及具有官方背景的金融实业家。他们掌握着战时经济运行的核心数据与实际操作经验，这使得民建从诞生之初就具备了深厚的经济专业背景。
2. 关联路径以业务协同为纽带：这些人员与华岩寺的关联并非单纯的居住关系，而是基于战时经济统制的业务网络。华岩寺作为战时疏散办公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高频互动的物理空间。这种基于共同工作经历（如物资调配、税务稽查、工厂督导）形成的信任关系，为战后他们在民建中携手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历史意义
1. 揭示战时经济管理群体的政治转型：驻华岩寺的这批官员与实业家，在战时是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执行者，而在战后则转变为民主党派的骨干。这一转型揭示了抗战胜利后，中间阶层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膨胀的不满，以及他们寻求通过民主政治手段参与国家建设的意愿。
2. 印证民建与战时后方经济空间的渊源：华岩寺不仅是一座宗教场所，更是战时后方经济体系的一个缩影。民建成立初期的许多政策主张（如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公平竞争、改革财税体制），都可以在这些人员当年在华岩寺处理的具体业务难题中找到现实原型。
3. 补充民主党派筹建的区域研究视角：重庆作为民建的诞生地，其城市空间对党派形成的影响值得重视。驻华岩寺机构人员的参与，丰富了我们对“重庆谈判”前后大后方民主运动社会基础的理解，展示了除了国共两党之外，重庆地区还存在着一支强大的、具有专业素养的中间力量。
四、结论
抗战时期驻华岩寺相关机构中，经济部、财政部系统及金融机构的关联人员，构成了民主建国会筹建的核心力量之一。他们以战时在华岩寺及周边区域积累的经济管理经验为资本，在战后迅速集结，共同发起成立了民建。
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并非偶然的政治事件，而是战时后方经济管理精英群体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集体发声。华岩寺作为他们战时工作的“第二战场”，见证了中国现代民主党派与国家经济建设力量结合的早期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