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华岩寺的时代风骨
文/道坚法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跃升为战时首都，成为全国军政、经济、文化的中心。远离市区轰炸、藏于中梁山幽谷的华岩寺，凭借“山深林密避烽烟”的地理优势，与“开门纳众赴国难”的人文胸怀，从千年古刹蜕变为主流多元的战时避难地。这里不仅收容了流离文人、隐秘志士，更聚集了国民党元老、政府高官、金融巨擘、经济精英，入驻了国民政府核心部委与金融机构，形成“政要与名士共生、政务与文脉交融、抗争与坚守并行”的特异图景，成为大后方最具烟火气与时代张力的历史舞台。
一、地理特异与人文担当
华岩寺能成为战时“群英荟萃地”，首先源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屏障——坐落于九龙坡区中梁山麓，远离主城区日军轰炸核心区，山谷幽深、林木葱郁，既隔绝了战火硝烟，又交通通畅，成为疏散安置的理想之地。时任华岩寺住持宗镜法师，秉持“佛心护国、济世救人”的志向，打破宗教场所的壁垒，主动腾出藏经楼、海云楼，寺院对面的天堂寺，待老山房及下院报恩寺等大量房屋，不仅接纳普通难民，更无偿提供场地供政府机构办公、名士栖居，甚至秘密保护地下工作者隐蔽活动，构建起包容开放的战时人文空间。
华岩寺的担当，远不止于“提供场地”：1938年，华岩佛学院与华岩寺50名僧众率先组建僧伽救护队，冒着炮火奔赴轰炸现场救死扶伤，被百姓誉为“菩萨兵”，国民政府为每位队员颁发奖章，《佛化新闻》头版头条予以报道；1942年冬，佛门泰斗虚云长老在此主持长达两月的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全国名僧上千人诵经祈福，为乱世注入精神力量；宗镜法师热衷文化传承，不仅向文人开放珍藏典籍，更牵头扩大印经院，续修《华岩寺志》，为避难者搭建起精神寄托的平台。这种“庇护肉身”与“抚慰心灵”并重的担当，让华岩寺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场所与避难据点，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家园。
二、文人雅士的禅林坚守
在华岩寺的避难群体中，文人群体以笔墨为刃，在禅林深处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薪火，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景象。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其中的核心代表，1939年元旦携家抵渝后，因日机轰炸迁至华岩寺，与宗镜法师“一见相契”，自称“华岩居士”，六次入住寺院深耕文化建设。他直言旧版《华岩备志》史料局限，力劝宗镜续修新志，亲为题写寺志封面、撰写《华岩八景》《圣可和尚传》《华岩洞记》等核心篇章，更以精湛笔墨厘清“待漏山”“大老山”的名称公案，为寺院留存了珍贵的文史遗产。
与张宗祥相呼应的，是饮河社的文脉集结。1939年，潘伯鹰、吴稚鹤、曾履川专程赴华岩寺联络已在此居留的陈匪石，奠定了结社基础，使华岩寺成为饮河社的策源地。此后，乔大壮、沈尹默、章士钊等三百余位文坛精英齐聚于此，以“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为初心，频繁举办诗词雅集与学术研讨。乔大壮长期寄居待老山房，开荒种菜，既参与寺志编撰，又手书《华严经》长卷珍藏寺中，诗文风格从清丽转为沉郁，尽显家国情怀；许伯建久居寺中获“华岩才子”之誉，协助处理社务并频繁参与僧众唱和；丰子恺多次赴藏经楼借阅佛经汲取灵感，陈匪石虽职司军政，却常以诗词咏寺，其作品被收录于《华岩寺志》。他们的作品结集为《饮河诗叶》百余期，即便空袭警报响起，仍在华岩洞山谷中坚守“烽火安能废读书”的风骨，成为唤醒民族气节的文化旗帜。
三、国民党元老与高官的足迹
华岩寺的清幽环境与安全属性，使其成为国民党元老与政府高官的重要活动场所，留下了诸多鲜活的历史印记。寺院专辟海云楼作为“官厅”，接待军政要员，1940年起更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办公旧址，被列为重庆市抗战遗址文物保护点。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刘湘等国民党元老常来寺中参拜祈福、散步休憩，林森、戴季陶、刘湘所书匾联至今尚存，成为那段历史的实物见证。居正在此修建“阿耨茆屋”，每逢周末避炸休憩，与宗镜法师交往深厚并为《华岩寺志》撰序；戴季陶长驻观音殿旁，题写的“说空不是，说有不是，问诸士如何下手；看真不得，看假不得，在吾侪好自作人”楹联，至今仍镌刻于禅堂石柱，蕴含着乱世中的人生哲思。
宋美龄的华岩之行则添了几分温情与鲜活。据其机要秘书张紫葛纪实记载，抗战期间宋美龄赴华岩寺参访，在正殿为国祷告后，与随行人员来到寺旁退溪，见溪水清澈便童心大发淌水捉鱼，享受片刻远离战火的轻松时光。此次参访汇聚了中共党员、民主人士、文化名流与国民党官员，既展现了宋美龄“即兴题字”的赤诚，更成为抗战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而经济部长翁文灏、次长潘宜之则长期驻寺办公，主持资源委员会日常工作，使华岩寺成为战时经济治理的重要据点。这些政要的足迹，让华岩寺成为观察战时最高层活动的独特窗口。
四、金融机构与经济精英的战时作为
抗战时期的华岩寺，更是战时经济管理与金融运转的核心枢纽，聚集了大批经济精英、银行家与金融专家，入驻了众多关键机构。国民政府经济部、财政部系统的核心部门纷纷迁驻，包括资源委员会矿业司、平价购销处川康分处、国库署渝西分处、税务署川东稽征局等，四川省银行华岩办事处、天津银行重庆分行疏散点等金融机构也在此设立据点，形成了“政经研学”协同运转的格局。
这些机构与人员不仅保障着战时经济的正常运转，更成为民主建国会筹建的核心力量。经济部重庆区工矿督导处专员黄墨涵常驻海云楼西侧院落，监管西南民营企业生产，作为民建重庆分会发起人之一，利用驻寺便利联络实业界代表；经济部物资局专门委员徐崇林参与战略物资调配，在民建筹备中提出物资管理体制改革主张；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委员俞寰澄、财政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姜庆湘，结合驻寺税务、财税调研经验，参与民建财经政策起草；银行家章乃器作为农本局顾问，与驻寺金融机构协作设计物资运销金融方案，主导民建《成立宣言》经济部分起草；胡子婴、徐伯昕等金融界人士则通过驻寺业务关联，分别推动金融监管民主化、筹集民建筹备经费，均当选为民建首届理监事。他们以战时在华岩寺积累的经济管理经验为基础，为战后民主建设注入了关键力量。
五、地下党员与各界人士的爱国共鸣
华岩寺的避难史，更暗藏着地下工作者的隐秘抗争，与各界人士的爱国行动交织共鸣。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随宋美龄参访华岩寺，串联起国共两党、民主人士与宗教界代表，为地下工作创造了隐蔽空间。地下党员、进步经济学家张锡昌，借助与民建核心成员黄墨涵、章元善等的密切关联，利用华岩寺政务活动频繁的环境，暗中开展抗日救亡与民主运动，传递进步思想与情报信息。
这种隐秘抗争与僧众的爱国行动、各界人士的家国情怀形成呼应：僧伽救护队冒着炮火救死扶伤，成为战场后方的“菩萨兵”；金融专家们在保障经济运转的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民主，抵制官僚资本垄断；文人以诗文唤醒民心，政要在祈福休憩之余谋划抗战策略；普通难民在此获得庇护，更有人主动参与物资转运、消息传递等支援工作。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们在此凝聚，使华岩寺超越了“避难”“办公”“创作”的单一功能，成为集文化传承、政务运转、金融枢纽、秘密抗争于一体的抗战堡垒。
六、禅林烽火中的时代丰碑
抗战八年，华岩寺以千年古刹的厚重底蕴，接纳了流离失所的灵魂，汇聚了各界精英的力量。这里有张宗祥、乔大壮的笔墨坚守，有蒋介石、宋美龄的政要足迹，有黄墨涵、章乃器的经济擘画，有僧伽救护队的无畏逆行，更有地下工作者的隐秘坚守。政要与名士在此交集，政务与文脉在此共生，抗争与坚守在此并行，构成了一幅“群英荟萃、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图景。
如今，海云楼的青砖黛瓦、禅堂的楹联碑刻、寺志的文史记载，仍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华岩寺作为战时避难地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为各方人士提供了安身之所，更在于它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让不同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爱国力量，证明了文化不灭、民心不散的民族底气。这段历史早已超越了一座古刹的记忆，成为镌刻在重庆城市肌理中、融入民族精神血脉里的时代丰碑，永远昭示着团结与坚守的永恒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