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盦居士黄墨涵与近代重庆佛教界的爱国情怀
文/道坚法师
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的浪潮中，金融家、民建发起人黄墨涵（1883-1955），也称墨盦居士，为华岩寺居士，抗战期间随经济部在华岩寺官厅办公，与佛教界结下深厚情谊。黄墨涵居士以“天下为公”的济世理念为核心，在抗战救亡与反内战的历史语境中，与重庆佛教界形成了深度关联。这种植根于民族危亡之际的爱国共识，成为近代重庆爱国统一战线的生动注脚。
抗战时期的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陪都，汇聚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力量，佛教界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信条，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支援力量。彼时，太虚法师、乐观法师等佛教领袖振臂高呼，倡导佛教徒“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重庆各大寺院纷纷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使命。华岩寺不仅腾出主体寺院供经济部、财政部等战时行政机构办公，僧人亲手摘下门楣匾额，在偏殿搭布棚坚持修行，让晨钟暮鼓与公文油墨香气交融；更联合华岩佛学院组建50人的抗日僧伽救护队，队员统一身着灰色短装配红色佛字绣章，成为第一战线焦土上的生命符号与佛门的象征。南岸慈云寺六十名僧人放下法器背起药箱，江北县几个寺院联合起来组织了五十名僧众，渡过嘉陵江晨雾驰援。1940年大轰炸中，慈云寺僧人冒死渡江救出千余名伤者。1941年教场口隧道大惨案后，三支僧侣救护队五昼夜不休不息，没日没夜参与伤员救治。受难还举办三日佛门焰口超度，抚慰民众。不到两年时间，三支队伍共救助同胞数万余人，获国民政府嘉奖。更有慈云寺带头组建重庆各寺院僧人，加入抗日远征军运输队，汉藏教理院僧人褪去僧袍参军，鲜明法师远赴印度投身机械化部队，用枪膛里的勇气诠释经文中的无畏。
在物资支援方面，重庆佛教界的募捐箱里，既有老僧省下的灯油钱，也有信众捧出的银饰，点滴微光汇聚成“佛教号”飞机翱翔云天，机翼上的佛字与日寇太阳旗形成云端对峙。就连远在甘南的五世嘉木样活佛也两度派团赴重庆，捐献5万元及大量慰劳品，1943年更率藏传佛教一〇八寺代表团捐献佛教战斗机（折合90万银元），获国民政府“输财卫国”匾额嘉奖，其“边区尽为国土，边胞悉为国民”的宣讲震撼全城。黄墨涵居士作为战时重庆金融界核心人物，长期任职的聚兴诚银行积极维持后方金融稳定，为佛教界慈善救护、捐机救亡等事业提供了关键服务与支撑。他频繁参与各类抗日救亡集会，与佛教界代表共商国是，其倡导的“利他主义”与佛教慈悲济世精神深度契合，成为连接金融界与宗教界爱国力量的重要纽带。
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笼罩中国，黄墨涵与重庆佛教界更是发起反内战系列活动。1946年5月，黄墨涵在《新华日报》发表《内战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一文，公开反对国民党“警管制”，呼吁和平。同年6月，应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之邀，黄墨涵与鄢公复密商，共同动员重庆长安寺长老如初大和尚，隆重举办“佛教同仁祈祷和平大会”，这场为期七日的盛会以宗教仪式为载体，配套上街游行，成为重庆各界反内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墨涵亲往会场拈香顶礼，以社会活动家身份凝聚和平共识，此举并非个人信仰表达，而是借力佛教界社会影响力的统战智慧实践。不久后，他又与徐崇林等发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签名运动，4271名各界人士联名响应，签名启事刊发于《新华日报》。李公朴、闻一多遇刺后，黄墨涵在追悼大会上送挽联：“四日杀两贤天下事已可知矣，一手掩众目国中人岂尽盲乎”，其题词被《新华日报》特刊登载，字里行间的悲愤与抗争意志，与佛教界“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形成强烈共鸣。
黄墨涵居士与佛教界的互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是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动荡之际，跨越思想信仰界限的爱国联合。这种联合既体现了黄墨涵作为民主人士的统战智慧，也彰显了重庆佛教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当国家大义与民族存亡成为时代主题，青灯古佛的修行之地化作救亡图存的前沿阵地，经卷中的慈悲理念转化为护民卫国的实际行动，而黄墨涵居士则以其社会影响力搭建起沟通各界的桥梁，让金融界、宗教界、民主党派的爱国力量形成合力。
黄墨涵与重庆佛教界的历史交集，不仅是个人济世情怀的体现，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在危局中的精神凝聚。在抗战救亡的烽火中，他们是共御外侮的同道；在反内战的呼声里，他们是追求和平的盟友。从僧侣救护队的担架到“佛教号”飞机的翼影，从长安寺的和平祈祷到各界联名的反战签名，这种基于家国大义的跨界互动，既丰富了近代重庆的爱国统战史，也为后世留下了“爱国不分领域，担当无问信仰”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 在民建有关领导的关怀支持下，今天的重庆华岩寺官厅里，给黄墨涵居士留下了展览空间，让人们再次体会感受这位佛教爱国居士与重庆佛教界的民主担当与爱国情怀。在华岩寺北大门大路旁，竖立着一块题名“墨盦居士”的诗碑，上面镌刻着黄墨涵居士的书法，以此纪念这位民建先驱与佛门居士的爱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