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岩居士张宗祥和他的朋友圈
文/道坚法师
抗战时期，大批江南文人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陪都成为战时文化中心。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许多文人在佛教寺院中寻求栖身之所与精神安顿，形成了独特的“禅林文人圈”。浙派文化名家张宗祥于1939年避乱入渝，到1946年离开重庆的七年时间，他先后六次寄住华岩寺，自署“华岩居士”。华岩寺不仅是他的避难所，更是他战时文化实践的核心阵地。与此同时，华岩寺在抗战时期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成为兼具爱国救亡、文化守护与社会救济的引领地。张宗祥在华岩寺联结起僧伽、信佛居士、文人雅士与政界人士，共同构成了战时陪都佛教文化与文人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
一、张宗祥栖居华岩寺的人文实践
1939年元旦，张宗祥携妻女抵渝，半月后即遭遇日机大规模轰炸。经友人介绍，他辗转至九龙坡华岩寺避难，与时任住持宗镜上人一见如故，自此前后六次入住，成为战时华岩寺最具影响力的寄居文人之一。
华岩寺为川东禅宗重镇，宗镜上人秉持“护教、护文、护国”的理念，广纳避乱文人与政府机构，使寺院在战时兼具宗教、文化与社会功能。
在华岩寺居住期间，张宗祥积极投身文化建设。他见《华岩备志》仅记载清初以前史事，遂提议续修寺志，并亲自执笔撰写《圣可和尚传》，补全开山祖师的史料空白。同时，他创作《华岩八景》诗并序，以江南文风描绘寺中胜景。他还为寺中多处佛殿题匾撰联，其书法雄浑刚健，为寺院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张宗祥对禅林清净与文化氛围的精神皈依，参与华岩寺印经院佛典校勘，或与宗镜上人谈禅论道，或与友人漫步林下，在烽火中保持了文人的从容与淡定。
二、华岩寺的抗战贡献
张宗祥居住的华岩寺，在抗战时期的贡献，远不止于提供避难空间，更体现在爱国救亡、社会救济与文化守护等多个方面，是陪都佛教界抗战的典范。
（一）组建僧伽救护队
1940年，华岩寺响应政府号召，派出青壮年僧人50人组建“重庆市僧众救护队第二分队”，队员多为华岩佛学院学僧。他们平日诵经学习，空袭时则奔赴被炸区域，承担灭火、救护、疏散等任务。在日军对重庆的“疲劳轰炸”中，华岩寺救护队表现英勇，救出大量受伤民众，受到重庆市政府表彰。张宗祥在寺期间多次亲历空袭，对僧众的勇敢与慈悲深有感触。
（二）提供防空庇护与慈善救济
华岩寺在寺院周边修建钢筋混凝土防空洞，可容纳数百人，不仅供僧众与寄居文人避难，也向附近百姓开放。空袭期间，寺僧还负责安抚民众、提供饮水与简单医疗。此外，寺院从清代还开设慈善药局，名华岩寺药局，为贫苦民众与轰炸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
（三）承办护国息灾法会
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战，凝聚人心，1941—1942年，虚云大师受邀赴渝，在华岩寺与慈云寺共同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蒋介石、林森等政要亲临礼拜。法会以佛教仪式为国家祈福，凝聚了全民抗战的精神力量。张宗祥参与了法会的文化筹备工作，见证了宗教界与政界的协同爱国力量，特别是佛教的爱国热情。
（四）守护文化与接纳政府机构
抗战时期，华岩寺藏经楼保存了大量佛典与文史资料，为避乱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同时，寺院将海云楼改为“官厅”，接待政府官员；腾出部分房舍供财政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办公，僧众则缩居偏殿坚持修行。华岩寺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抗战，成为战时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以宗镜上人为纽带的交游
张宗祥在华岩寺的朋友圈，以宗镜上人为枢纽。宗镜上人不仅佛法精深，极具文化视野与组织能力，亲自主持佛学院，药局，印经院等文化机构，参与抗战工作，是华岩寺抗战实践的主导者。他与张宗祥一见相契，常于寺中品茗论道，从华岩寺历史谈到江南文脉，从佛法慈悲谈到文人的家国情怀。
在宗镜上人的引介下，张宗祥得以接触川东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其中与虚云大师的交流尤为珍贵。虚云大师的禅学智慧与爱国情怀，让张宗祥对佛教的社会价值有了更深理解。此外，张宗祥与学僧保持着良好关系，他为僧众讲授文史，僧众则为他提供生活便利，形成了僧俗互益的文化氛围。
四、张宗祥朋友圈中的信佛居士
张宗祥在华岩寺的交往网络中，信佛居士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兼具佛教信仰、文化素养与爱国情怀，以各自的方式支持抗战与文化建设，与张宗祥共同构成了战时陪都佛文化圈的核心力量。
（一）本土居士李泉溥、李葵庵
李泉溥（字伯恺）与李葵庵叔侄是巴县知名士绅与信佛居士，也是华岩寺的重要护持者。李泉溥擅长诗文，常于寺中题壁，张宗祥曾步其韵作诗，二人以诗结缘。李葵庵主持爱道佛学社，兴办孤儿院，热心慈善，曾邀张宗祥至其中梁山“礼庄”宴饮，成为张宗祥融入地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二）寄居文人居士乔大壮
乔大壮是著名词人、篆刻家，虔诚的佛教居士，1939年起寄居华岩寺待老山房六年，与张宗祥同为寺中文脉的守护者。二人共同参与《华岩寺续志》的编撰，张宗祥主撰史事，乔大壮主笔艺文，合作默契。
1940年，乔大壮发起“饮河社”，张宗祥为核心成员。雅集多在华岩寺举行，文人雅士在此谈诗论画、品茗论禅，成为战时陪都文化界的一道亮色。乔大壮的词作与篆刻多含禅意，与张宗祥的书法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华岩寺的文化景观。
（三）实业与政界居士邓蟾秋、戴季陶
邓蟾秋是重庆著名实业家、信佛居士，长期护持华岩寺。抗战时期，他为寺院修缮、佛典刻印及僧伽救护队提供经济支持，是华岩寺抗战实践的重要资助者。张宗祥曾为其题写匾额，二人交往体现了实业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资深佛教居士，在渝期间大多驻留华岩寺，曾主持护国息灾法会等活动。他与张宗祥虽政治立场不同，但对佛教文化与文史研究有共同兴趣，常于寺中探讨佛典与历史。戴季陶以政界影响力为华岩寺争取资源，推动了寺院抗战活动的开展。
（四）西迁文人丰子恺、苏渊雷
丰子恺1942年抵渝，居沙坪坝沙坪小屋，作为弘一法师的弟子，他在渝期间坚持佛教信仰，长期赴华岩寺借阅佛经，与僧人讨论佛理，其“护生戒杀”理念受到华岩寺慈善救济精神的熏陶与激励。
苏渊雷是佛教学者与诗人，1939年后在渝任教，与华岩寺僧人多有学术交流，其佛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丰富了陪都佛文化圈的内涵。
二人与张宗祥意趣相融，信仰相通，在华岩寺的清幽之处漫步婆娑，信守文脉，共同构成了战时重庆信佛文人的文化图景，与华岩寺形成跨越空间的精神呼应。
五、以华岩寺为纽带的文化联结与抗战价值
抗战时期，张宗祥以华岩寺为核心的佛缘朋友圈，是一个以佛教信仰为精神底色、以爱国救亡为共同目标的多元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华岩寺成为战时文化与爱国的融合阵地
华岩寺在战时突破了传统寺院的边界，成为集避难、办公、救护、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多元空间。政府机构、文人雅士、佛教僧众、实业界人士在此汇聚，江南文脉与川东禅林文化在此交融，使华岩寺成为陪都重庆独特的文化地标。
（二）佛教信仰成为文人与僧众的精神铠甲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佛教信仰为文人与僧众提供了心灵的安顿。张宗祥、乔大壮、丰子恺等文人在禅林中寻得精神支撑，而僧众则以“慈悲济世”的理念投身抗战。佛教的“平常心”与“爱国心”相互融合，成为联结不同群体的精神纽带。
（三）僧俗同心，共筑抗战防线
华岩寺的抗战实践，体现了僧俗各界的协同合作。僧伽救护队赴前线救护，居士群体提供物资与资源支持，文人以文化坚守对抗战火，政界人士协调各方力量。这种多元协同的抗战模式，诠释了“全民抗战”的深刻内涵。
（四）在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
张宗祥、乔大壮等人在华岩寺的修志、题咏、雅集等活动，是对中华文脉的重要守护。他们以文字与艺术保存历史记忆，使江南文脉与川东文化在战时得以延续，体现了文人与佛教界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文化担当。
六、结语
抗战时期张宗祥居华岩寺的经历，是一代西迁文人在乱世中坚守文化与精神的缩影。华岩寺以其独特的宗教与文化魅力，成为战时文人的避风港与文化阵地，而张宗祥及其佛缘朋友圈的活动，则让这座古刹在烽火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今天来到华岩寺，到祖堂拜读由张宗祥撰书的圣可和尚传记碑，感受江南文人的风骨。在藏经楼翻阅《华岩寺志》，里面有张宗祥大量篇章和题签。坐在重庆佛学院的教室里，你可以仿佛听到张宗祥等文化巨匠的激情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