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罗恒保家族与华岩寺的佛缘
文/道坚法师
重庆华岩寺，这座被誉为“巴山灵境”的川东古刹，自清代以降便不止是禅林净土，更是连接帝京与巴蜀的文化纽带。从北京玉泉山华岩寺的钦命护持，到重庆华岩本山的香火绵延，两寺“京渝一脉，如贯珠联璧”的法脉传承，恰与大清王朝的兴衰相牵；而旗籍觉罗恒保家族与华岩寺的深厚因缘——从同治年间的同游揽胜、丧子追思，到立坊题刻、魂归寄寓，更将皇室宗亲的个人悲欢、家族情谊，融入这座古寺与王朝命运交织的宏大叙事中。这份因缘，上承康熙朝京渝法脉互通之盛，中贯同治年间官宦家族的情感寄托，下映王朝末年的文化余韵，成为清代禅林与国运同频共振的鲜活见证。
华岩寺与大清皇室的渊源，早在康熙年间便已深植根基，其“京渝双寺”的格局，正是王朝大一统气象在宗教文化上的鲜明投射。据《华岩性圆洞主让贤碑记》所载，重庆华岩寺自明以降便与北京玉泉山华岩寺结下法脉渊源，玉泉山华岩寺作为钦命皇家寺院，历代住持皆由重庆华岩本山选派，形成“本山与京畿下院，犹车之两轮、体之与用”的紧密关联。康熙戊申年（1668年），性圆洞主为振兴宗风，力邀圣可禅师主持重庆华岩寺，同时将玉泉山下院文牍一并托付，订下“岁时互访、法卷互通”之制，使巴渝清风与帝京法雨相融无间。乾隆年间，玉泉山华岩寺屡蒙钦赐，乾隆皇帝亲为题刻，而重庆华岩本山亦在官民护持下扩建修缮，大雄宝殿覆黄色琉璃瓦，尽显皇家寺院规制余韵。这种跨越数千里的宗教文化联结，绝非偶然——它既是清代“满汉共治”国策在宗教领域的体现，更是王朝以禅林为纽带、凝聚疆域文化认同的深层考量。华岩寺的兴衰，自此便与大清国运紧密相连：王朝鼎盛时，两寺法鼓相应，香火鼎盛；王朝渐衰时，古寺仍以其禅心定力，接纳着皇室宗亲的悲欢寄托，成为乱世中的精神庇护所。
觉罗恒保家族与华岩寺的结缘，既是清代旗籍官员宦游巴蜀的必然际遇，更是皇室宗亲与这座“皇家关联寺院”的宿命相逢。觉罗·恒保（字容斋，1813-？），满洲正红旗人，塔察篇古十世孙，努尔哈赤叔祖父后裔，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入川为官，历任灌县知县、成都府知府、川东道员等职，同治元年（1862）、三年（1864）两度署理巴县。作为久宦川渝的皇室宗亲，恒保性嗜山水，工书画，其文人气质与华岩寺“径曲而深，境奇而峻”的灵秀景致、“佛界特辟”的禅意氛围天然相契。而华岩寺与玉泉山皇家寺院的渊源，更让身为觉罗的恒保对这座古刹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与认同——这里不仅是公余游赏之地，更是连接故土与帝京的文化符号。同治二年（1862）孟冬，恒保“再摄川东篆事”期间，携长子成骏、次子成桐村，偕弟鹏南及友人周筱农、颜宜之共游华岩寺，践行“还愿斯寺”之诺，可见家族与华岩寺早有佛缘牵绊。彼时十三岁的成桐村天资卓绝，“生而颖悟，孝友性成，喜读书过目成诵，尤善摹仿古名家书画”，一行人漫步寺外，“黄叶满山，斜阳四照”，行至小桥休憩，“溪声入耳，恍成梵音”，桐村不禁徘徊留恋，叹曰：“乐哉斯桥也！寻溪水之源，得林泉之趣，令我荡涤尘心”。这份少年人的真挚赞叹，恰是恒保家族与华岩寺因缘最纯粹的开端，而这一幕温馨的家族雅集，也成为王朝中期皇室宗亲与巴蜀禅林和谐相融的生动写照。
成桐村的早逝与成骏的追思立坊，将恒保家族与华岩寺的因缘从游赏之乐升华为生死相依的精神羁绊，更以金石遗存的方式，将皇室宗亲的个人悲喜镌刻进古寺与王朝的记忆。同治三年（1863），即同游华岩寺的次年，十四岁的成桐村猝然离世，弥留之际惟言是青云禅师后身，“往华岩去”，这份对古寺的眷恋，让恒保与成骏决意将其暂厝寺中，顺其遗愿。作为父亲，恒保痛惜“舐犊之爱，情不能已”，亲自整理爱子遗稿，邀同朝为官的四川学政黄倬作序，黄倬以“景星卿云，罕睹为贵”“卫玠、李贺不过是也”宽慰恒保，而寺僧所言“桐村生时有云入室，卒时有云覆屋”的异象，是华岩高僧青云转世皇家，更让佛家轮回之说成为恒保消解丧子之痛的精神慰藉。作为兄长，成骏（字少斋，觉罗恒保长子）以候选同知身份，斥资在桐村留恋的小桥畔建石牌坊，亲撰《成桐村留恋处》记文刻碑，文中开篇便言“盖闻地有佛缘，名山自古神异；本有慧镜，尘劫莫蔽灵光”，将弟弟的命运与华岩寺的佛缘紧密相连，更忆同游之景、桐村之语，字字皆含思念。他引苏轼“与君一世为兄弟，愿结来生未了因”之句，寄寓手足深情，更以“三生石边，精魂长在；千年华表，鹤化仍归”的期许，将弟弟的灵魂永远托付给华岩寺。这座牌坊，正面“洞天福地”四字为恒保亲笔题写，笔力沉厚，既贴合华岩寺的灵境特质，亦藏着皇室宗亲对这片山水的认可；背面“智光重朗”为成骏所题，寄托着对弟弟来世的祝福。成骏还在寺中崖壁题刻“有龙则灵”四字，笔势浑厚苍劲，既喻桐村如神龙般的神童天资，亦暗合华岩寺“龙气氤氲”的风水格局。这些金石遗存——牌坊、碑记、题刻，不仅是恒保家族亲情的见证，更是清代皇室宗亲与华岩寺深度绑定的实物证据，它们与寺内康熙、道光年间的修缮痕迹一道，构成了王朝中期至晚期宗教文化与皇室生活交织的鲜活图景。而此时的大清王朝，虽已不复康乾盛世之盛，但恒保家族以皇室身份对禅林的护持与寄托，仍延续着“皇家与古寺共荣”的传统，为渐趋黯淡的王朝余晖增添了一抹温情的人文亮色。
恒保家族与华岩寺的因缘，最终沉淀为华岩寺与大清国运交织的历史注脚，见证着王朝从鼎盛到衰落的文化轨迹。恒保家族作为旗籍皇室，其久宦川渝、深度融入巴蜀文化的经历，恰是清代“满汉融合”国策的缩影，而他们对华岩寺的情感寄托，也从侧面反映了王朝中期以降，皇室宗亲对宗教精神庇护的需求日益迫切。此时的华岩寺，虽仍维系着“京渝一脉”的法脉传承，但玉泉山皇家寺院的钦赐荣光已渐趋平淡，重庆华岩本山更多地成为地方官宦、文人与皇室宗亲的精神栖息地。成骏在泸州玉蟾关题“玉蟾丛翠”、在乐山白崖山题“回头是岸”，其书法遗存遍布巴蜀，而华岩寺的题刻与牌坊，因裹挟着真挚的亲情与皇室背景，更显弥足珍贵。这些文化遗存，既是恒保家族家学传承的体现，更是王朝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延伸与沉淀。到晚清光绪年间，恒保主持修建的川南书院改建为川南经纬学堂，成为四川书院改学堂的先河，王朝教育制度面临变革，而华岩寺仍以其禅林定力，守护着恒保家族的金石遗存与精神寄托。此时的大清王朝已风雨飘摇，但华岩寺与皇室家族的因缘并未断绝，反而成为王朝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康熙朝京渝法脉互通的盛景，到同治年间恒保家族的生死相依，再到清末王朝余晖中的文化沉淀，华岩寺与觉罗恒保家族的因缘，始终与大清国运紧密相连。这座古寺，既是皇家寺院体系的重要节点，见证着王朝的大一统气象；也是皇室宗亲的精神庇护所，接纳着他们的悲欢离合；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留存着旗籍家族与巴蜀禅林交融的珍贵痕迹。恒保的舐犊之情、成骏的手足之思、成桐村的少年之憾，都已融入华岩寺的林泉崖壁之间，成骏《成桐村留恋处》的碑记文字，恒保父子的题刻墨痕，与北京玉泉山华岩寺的乾隆题刻、重庆华岩寺的康熙修缮痕迹一道，构成了一幅“京渝一脉，禅运与国运同频”的历史长卷。如今，王朝已逝，但华岩寺的香火依旧，恒保家族的牌坊与题刻仍在，它们不仅诉说着一个皇室家族与一座古寺的深厚因缘，更见证着中华文化跨越族群、跨越时空的强大凝聚力——正如华岩寺的禅意，历经王朝兴衰而不衰，成为永恒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