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人政权与佛教信仰研究
文/道坚法师
佛教初传东亚阶段，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深度参与其传播与传承。西域的于阗、龟兹、高昌等城邦民族，是佛教东传的关键枢纽，于阗被尊为“佛国”，译经事业兴盛；龟兹以佛教艺术闻名，克孜尔石窟等遗存见证文化交融。漠北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将佛教作为联通中原与中亚的文化纽带，突厥佗钵可汗建寺弘法，开启草原王权奉佛先河。回纥民族依托草原通道，推动佛教与游牧文化融合，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
塞人在这一进程中贡献突出。作为古老游牧民族，塞人族群迁徙中跨越中亚，在克什米尔地区建立迦毗王国等政权。该王国作为佛教重要传承中心，庇护早期僧团与经典，推动佛教在中亚地区的留存与传播。塞人以其商贸、迁徙特性，成为佛教跨区域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建立的政权为佛教初传东亚提供了关键的文化中转站与传承保障，深刻影响了佛教东传的路径与发展。
一、引 言
在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交流格局中，塞人是一支跨越地域、连接多方的重要游牧与定居族群。从黑海北岸到塔里木盆地，从锡尔河草原到印度河流域，塞人以迁徙、贸易、建国与宗教传播，深刻影响了中亚与东亚的历史走向。中国自汉代以来，对塞人即有明确记载，《汉书·西域传》更是首次系统记录了塞人南迁、分散建国的历史过程。近代以来，随着于阗塞语文书、山普拉墓地、丹丹乌里克遗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陆续发现与解读，塞人研究从传统文献考据进入考古、语言、宗教、艺术多学科综合阶段。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塞人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涵盖族群起源、语言文字、社会结构、政权形态、宗教信仰、艺术风格及丝路交流等多个方面。但将塞人族群起源、迁徙、政权体系、佛教信仰与历史作用整合为统一框架进行综合论述的成果仍相对集中于专题研究，整体性、贯通性的梳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二、塞人的族群起源与文化特征
塞人在古代世界诸文明中拥有稳定且清晰的族群身份。波斯铭文称其为“Saka”，希腊史籍称为“斯基泰人”，印度文献记作“Śaka”，中国汉至唐代史籍统一称为“塞种”“塞人”。语言学研究塞人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其语言直接保留在于阗塞语与据史德语之中，是古代中亚东部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之一。
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古DNA研究综合判断，塞人的核心起源地为中亚七河流域，即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及锡尔河以北草原区域。这一区域是早期印欧人东迁后的重要定居与游牧地带，也是塞人文化形成、发展与扩散的起点。塞人文化具有鲜明特征：以游牧经济为基础，兼营绿洲农业；擅长骑射与金属冶炼，金银器、铁器、马具制作水平极高；艺术上以动物纹饰为标志性风格；早期宗教以祆教、太阳崇拜、火坛祭祀与马祭为主，信仰体系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色彩。
塞人是长期活动于欧亚大陆腹地、拥有连续文化传统与社会组织的稳定共同体，其历史贯穿整个古典时代与中古早期，对西域文明格局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三、塞人的迁徙历程与政权构建
塞人的历史与迁徙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族群移动直接塑造了其分布范围与政权体系。根据《汉书·西域传》及中亚、南亚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塞人最重要的迁徙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即受大月氏西迁压力而南下与东进。此次迁徙使塞人离开传统游牧草原，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西南缘，逐步由游牧转向绿洲定居，并建立起一系列城邦国家。
在域外，塞人在中亚南部、阿富汗、克什米尔及印度河流域建立了罽宾、犍陀罗塞人王国、信德塞人政权等，成为南亚次大陆早期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而在中国西域范围内，塞人建立的政权更为集中、稳定且延续时间长久，主要包括于阗王国、疏勒国、莎车国、休循国、捐毒国、依耐国以及据史德国等。其中于阗王国是塞人最具代表性的政权，自公元前2世纪形成，至公元1006年被喀喇汗王朝所灭，国祚长达千余年，王室尉迟氏世代统治，是丝路南道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的国家。
塞人政权普遍实行君主制，保留游牧军事传统，同时吸收绿洲定居文明的官僚制度、农业经济与城市管理模式，形成军政合一、王权集中的国家结构。这些塞人城邦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羁縻体系之内，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保持朝贡、册封与军事互助关系，是西域稳定秩序的重要支柱。
四、中国史籍对塞人的历史记录
中国古代文献对塞人的记载系统且真实，是研究塞人最可靠的史料之一。《汉书·西域传》最早明确记载：“大月氏西破塞王，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这段记载精准描述了塞人因外部压力迁徙、分裂并建立多个政权的历史过程，与现代考古发现完全吻合。
《后汉书·西域传》进一步记载于阗、疏勒等国的强盛，明确其为南道大国，与中原往来密切。《魏书·西域传》《北史》等史籍则开始记录于阗等国盛行佛教的状况，反映塞人政权逐步信仰佛教的历史转变。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对于阗国情、风俗、佛教寺院、僧团规模、经典传承均有详细记述，是研究塞人佛教最直接、最权威的旅行实录。此外，唐代史籍如《旧唐书》《新唐书》对毗沙都督府、于阗王室世系、军事与政治地位亦有清晰记录，构成塞人历史从汉代到唐代完整的文献链条。
这些汉文史料均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内容可靠、脉络清晰，是塞人研究不可替代的基础文献。
五、塞人政权与佛教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塞人早期信仰以祆教与草原自然崇拜为主，火坛、祭马、太阳崇拜是其核心仪式。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从罽宾、克什米尔地区传入于阗，迅速被塞人王室接纳并逐步提升为国教，完成了从游牧宗教向佛教文明的转型。
塞人政权推崇佛教，并非单纯的宗教选择，而是与国家治理、文化整合、丝路交流密切相关。佛教为塞人王权提供合法性基础，寺院组织成为社会稳定与文化教育的核心，大乘佛教的传播更使于阗成为丝路南道的宗教文化中心。法显、宋云、玄奘等高僧西行求法，均在于阗停留并记录其佛教盛况，一致描述于阗僧寺众多、大乘兴盛、仪轨完备，是中亚东部最重要的佛教中心。
在塞人政权支持下，于阗成为佛经翻译与抄写的重要基地。大量梵文佛经被译为于阗塞语，形成规模庞大的塞语佛教文献体系。这些文献包括《金光明经》《华严经·普贤行愿赞》《维摩诘经》《金刚经》《僧伽吒经》等重要经典，以及陀罗尼、发愿文、忏悔文、行像仪式文书等，内容丰富、体系完整。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于阗塞语文书，是塞人佛教信仰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这些文书年代集中于8至10世纪，多数为佛教文献，现收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收藏机构，均经国际学术界整理刊布。和田本土遗址出土的塞语佛经残片数量更多，进一步证明于阗是塞人佛教的核心区域。
六、塞人高僧与佛教东传的历史贡献
塞人对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高僧入华译经与弘法活动中。自西晋至唐代，大批于阗塞人高僧来到中原，参与译场、翻译经典、传播教义，对汉传佛教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西晋时期的塞人高僧祇多密，是最早来华弘法的于阗僧人之一，译出《光赞般若经》，推动大乘般若思想传入中原。唐代高僧实叉难陀为于阗国师，应武则天之请赴洛阳主译八十卷《华严经》，成为汉传佛教最核心经典之一，影响极为深远。同期于阗高僧提云般若、智严等人亦在洛阳、长安译经，弘扬华严、密教与法华思想，完善汉传佛教的经典体系。五代宋初，于阗高僧善名、法藏（于阗国王子出家）等人仍出使中原，继续维系佛教文化交流。
这些塞人高僧均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及唐代官方文献，事迹真实、译经可考，是佛教东传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塞人在梵文、于阗塞语与汉文之间搭建起翻译桥梁，使印度大乘佛教系统、完整地进入中国，深刻影响了汉传佛教的理论、宗派与艺术形态。
七、塞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作用
塞人是丝绸之路早期最重要的开拓者、建设者与中介族群。作为游牧与定居兼具的族群，塞人控制了帕米尔通道、绿洲南道与草原丝路的关键路段，长期主导玉石、香料、纺织品、马匹与金属器物的跨区域贸易。于阗作为塞人核心政权，更是丝路南道的贸易、文化与宗教枢纽。
在文化方面，塞人将中亚、印度、波斯的艺术、技术、制度传入西域，并进一步向东影响敦煌、中原；同时将中原的丝绸、造纸、印刷、礼制向西传播，形成双向交流。在宗教方面，塞人是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最关键的传递者，没有塞人政权的支持、僧团的翻译与商路的保障，佛教东传的规模与速度都将大为受限。
在政治层面，塞人城邦构建了西域早期成熟的国家体系，推动西域从部落分散状态走向城市文明与定居社会，为汉唐西域治理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塞人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族群交流、文化融合、宗教传播与秩序构建的多重角色，是古代欧亚文明互动最具代表性的族群。
八、结 论
塞人等古代西域、草原民族在佛教东传与中华文化交融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既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的使者，也是佛教初入东亚的重要承载者与守护者。以塞人所建迦毗王国等为代表的西域政权，为佛教经典传承、僧团活动与艺术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推动了佛教向中原、北方草原地区扩散。
历史充分表明，佛教传入中国并走向中国化，始终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互学互鉴。塞人及众多古代少数民族，在与中原文明深度交融的过程中，既丰富了自身文化，也为中华文化注入多元活力。这一历程深刻印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强大动力，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历史启示。